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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　7　卷第　4　期（1981　年　10　月），第　387—411　页。

② 河地重造对这个理论的解释在格罗夫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　422—424　页有摘要。

很善于用利润再投资，如方氏家族能维持商业利润数代不衰。据日本社会学

家根岸佶描述，上海商人秦祖泽为人正直、俭朴、忠于职守，比得上最虔诚

的日本武士或有道德的新教徒。①

然而，从事经纪业务仍然是清代商业活动的主要模式，并延续至民国时

期。商人们颇喜划分市场和销售阶段，把他们的资产分散在若干个企业中，

或一种以上的商业行业上，并在远离家乡的中心城市营业。不用于商业再投

资的利润，或不用于维持高生活水平的利润，被投资于土地、家庭成员教育、

宗族机构和乡里公益事业。这类支出，既表现了生产性的有利可图的经济利

益多种经营，又体现了士绅的价值观。然而，在这种经济行为中，固有的风

险和责任的扩散妨碍了财富的组合集中，并且阻止了广大资本家的企业家精

神。②调动财富的公私金融机构，如欧洲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场或

长期公债，在中国均告阙如。

在循环而长存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国家的作用怎样呢？不少经

济的发展似乎是发生在国家控制之外。国家抽取相对少量的剩余。清代的田

赋比日本明治时期为轻。③清末的厘金及其他商业税，并未根本改变这种状

况。清政府力图控制重要的专卖事业，维持粮食北运供应京城，并由于其利

益在于稳定粮价而监督粮食市场。然而，官仓制度在　１８　世纪以后已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①专卖事业也不起多大作用；不断增加的市场和萌发出来的商业组

织，大多不受清政府的控制，或所受控制极松。在民国时期，不论是众多的

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都向商人勒索金钱，商人经常抱怨税收的频繁和过重。

但是，这些政府都不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有一种估计提出，１９３１　年全部政

府支出，尚低于　１８８０　年日本明治政府支出的水平。②

不论是在帝国晚期还是在民国时期，商人一同政府接触就要受到勒索。

但是，他们并未受清政府的压迫，不然他们就不可能享有　１９　世纪时所拥有的

财富和地位。详细研究表明，清代官吏愿意大力鼓励商人在盐业等专卖事业

中合作。③满足官方索款要求的商人，常能得到合同、存款或其他间接报酬的

① 关于方氏、叶氏及李氏家族，见《镇海县志》第　26　卷，第　31—32　页；第　27 卷，第　12—13、40—41　页；

《上海钱庄史料》，第　730—734，743—744　页；苏 珊？曼？琼斯：《上海的宁波帮与金融势力》，载伊

懋可和史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84—85　页；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　142—146　页。

关于胡光墉，见罗伯特？恩格：《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广州和上海的丝绸业，1861—1932　年》（加利福

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　年），第　112　页。关于秦祖泽，见根岸佶：《上海之行会》，第　118—119

页。

② 叶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资是分散经营的例证。关于丝织业，见莉莲？李：《中国丝绸贸易：现代世界

中的传统工业，1842—1937　年》，第　61　页。关于在外地经商，见史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流动战略》，

载卡罗尔？史密斯编：《区域分析》第一卷《经济制度》，第　343—348　页。

③ 王业键：《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　年》，第　128　页；第　6　章各处。田赋负担波动很大，在　19　世

纪中期，负担较重；而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随着通货膨胀负担不断减轻。

① 维尔：《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第　97—100　页。莉莲？李：《粮食、饥荒与中国政府——专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