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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18—275　页。

的罪行，是最早的这类文章中的一篇。反缠足运动声势浩大，广为传播，尽

管对其历史几乎没有研究。在　１９　世纪最后　１０　年和　２０　世纪最初　１０　年间，提

倡妇女解放是激进主义的标志，反对缠足则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组成部分。有

些妇女能方便地在家庭以外活动，而另一些则面临艰难而痛苦的挣扎。①

青年男子宣布不受家庭束缚而自主，比较容易，但也决不简单。学生们

一旦出洋留学或就读于新式学堂，就成为新的政治图景的一部分。废除科举

制度使教育费时较少。青年人率先要求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主张青年人不依

赖长辈而自主，应很快承担责任，这是很激进的一步。学生们与知识分子在

辛亥革命以前形成了革命政党的骨干，在民国时期将继续成为激进政党的领

导人物。②

农村组织与民众运动

农民当中的结社群体包括合法的机构，诸如由有声望名流领导的宗族和

村社；合法与否不明确的机构，如联庄会和民团（它可能经政府许可而建立，

但可能有拒绝官方控制的潜在可能性）；以至明显非法的（但有时是被容忍

的）群体，如教派、秘密帮会或走私、盗匪和海盗帮伙。即使是非法的教派、

秘密帮会和帮伙，也嵌入了地方的社会和商业结构之中。其中许多是具有连

续性的组织，帮助其成员合法或非法地谋生，向他们提供保护、伙伴关系和

（就教派而言）宗教生活。事实上，它们弥补了官方组织和上层名流组织的

不足，但是原来并没有从社会阶级方面来看待它们。人们可以发现，教派和

秘密帮会的首领中有各种各样的低层名流和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来其

成员具有渗透体面社会的同样的价值观。因此，这些组织不能看作具有其自

身的独立价值观的农民小传统的体现。那些包括进正统的和官方认可的组

织，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组织之间的差别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组织是由那

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适当地维持生计的人群组成，它们就

有了对抗政府和上层社会的竞争能力。①因违法的犯罪行为而加重的这种紧张

局面，周期性地在叛乱中，或在官府镇压直到此时以前仍然安定的团体中显

露出来。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与否不明确的组织，它们的扩张是否可以与士绅

管理的自主组织的增加相比呢？关于宗教的派别，现在可以断言它们是很多

的；　１８　世纪末和　１９　世纪初，相当多的起义表明，这是一个活动的浪潮；教

① 了解晚清和民国妇女状况的最佳起点是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 编：《中国社会的妇女》。关

于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见罗克珊？威 特克：《现代中国五四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加利福

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70　年）。关于女子在地方事务和家庭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事 例，

见寇尔：《绍兴》，第　94—96　页。关于女暴徒的事例：罗克珊？普拉兹尼 阿克：《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抗

议：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税与县乡政治》（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第 127—131、142—149

页。关于女海 盗：迪安？默里：《清代中叶的海上抢劫：组织特点的分析》，《清史问题》第 4　卷第　8

期（1982　年　12　月），第　7　页。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0、11　和　12 卷索引中的“妇女”条目。

② 中国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学作品中提到的比学术专著要多。见李欧梵：《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剑

桥中国史》第　12　卷。

① 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第　161　页指出了这种共同价值框架内的竞争方面。

派直到民国时期仍很活跃。②关于秘密帮会，有稍微好一些的证据。最初建立

于清初的三合会，把活动伸展到华南和西南内地，并与　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