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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就开辟了　２０　世纪干涉主义的政府几乎不受约束地渗透进社会的可能

性。在王朝统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话和实际的技术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

和国家高压统制之间的平衡。维持公共秩序和适当的行政，不仅依靠监视与

高压，也依靠广泛地、持续不断地灌输儒家的等级制原则和相互依赖的原则。

科举制意味着思想合适的人向上流动。儒家关于不同等级的义务与责任的说

教在乡村得到了执行，并且渗透到家族体系中。政府靠道德权威的程度，几

乎和靠高压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结束了他的道德权威，其后袁世凯与军阀政府由于缺乏合

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军事实力。在　２０　年代，当国民党和共产党按列宁主

义的模式组织起来时，两党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为基

础，都对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两党不久都不承认对方的道德合法性，

并力图消灭对方。

① 罗伯特？E。贝德斯基：《现代中国的建国：战前时期的国民党》，又钱端升：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又乔治？T。于：《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国民党， 1912—1924　年》。

列宁主义政党的第二种作用——也是它出现在　２０　世纪中国的原因——

是作为革命的一股力量。革命政党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急切地关心普通老

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认科学的威力并为行动提出战略战术的世界观；爱国的

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在规定排他性同志关系的同时，能够满足最坚持是

非之心的大胆反叛等等。对正在成为中国救星的化身的党的忠诚，是一条前

进之路。①

然而在民国时期，这些吸引力，是以党继续起政治和社会变革工具的作

用为基础的。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的。这些

共同的起点，再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统治的态度，使得他们

早期有可能合作。但是，毫无疑问，在两党获得支持的那些名流当中，支持

革命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１９２３　年至　１９２４　年期间，国民党的列宁主义的

改组，对原已成堆的地方派系和个人派系——它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５

年同盟会的合并之前——又是一种新的增加。在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２８　年间，赞成

社会暴力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要末赞成非暴力变革，要末赞成维持社会现状

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又增加了旧有的派系活动。这

时，集中了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政治会议，很快为军事领袖蒋介石所

支配。对左派党员的清洗削弱了信念，而且，由于国民党变得更像一个维持

现状的党，孙逸仙的思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口号上，已不能吸引多少知

识分子。国民党虽然有每周小组例会以及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集中制控

制，但它一直充满了严重的派系斗争。

中国共产党将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

做得更有成效。当他们被迫在城市转入地下，被挤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薄弱

的边远农村地区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适应环境。但是，他们更

加旗帜鲜明地献身于原先的革命事业。

本卷的后面几章，将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中国政府的问题进行评价。

总的来讲，民国时期的几届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权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领域

内，不如清政府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官员进行干涉的雄心超出

了他们的能力。这样，当他们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参与他们政权的城市名

流分享权力时，政府官僚们的负担就增大了，当他们的合法性有赖于统一的

中国时，尤其如此。对下述论题，可以大加议论，即国民党政府声称要包揽

——至少是潜在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所有地区，这就产生了如此巨

大的控制问题，以致政府的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