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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4）

早在一年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就仗恃自己人多枪多，拥兵自重，同党中央分庭抗礼，从事一系列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对此，党中央采取了正确方针，在邓小平看来，这场斗争主要是北上和南下之争。一个是北上，前进的路线；一个是南下，退却逃跑的路线。而北上可以接近抗日前线，有利于领导全国抗日，并有陕北作为落脚点；而南下到人口稀少地方，逃避党领导革命运动的历史任务，只能导致革命失败。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张国焘坚持南下使红军四方面军遭受的挫折，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失败。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又企图把红四方面军拉到西北，独创一个“局面”。对此，任弼时、朱德、刘伯承、贺龙等红军将领，在党中央、毛泽东等支持下，继续同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终于促使张国焘率部北上。这些情况，邓小平在事后陆续了解到了。

所以，他和左权、聂荣臻向党中央报告了红二方面军对张国焘行为斗争的情况。半年后，他又在宁县宫河镇王录村听取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意见。几十年后，邓小平这样认为，张国焘搞分裂以后，二方面军促进、帮助四方面军北上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们应当强调两点：一是遵义会议之后，红二、六军团是拥护毛主席北上路线的，他们合编为二方面军，又开始了长征。二是促进、帮助了四方面军北上。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就在陕甘宁交界的山城堡地区发起了山城堡战役，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多旅。时间是11月下旬。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因为不满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及其军政官员。国内的局势万分紧张。

刚刚会师后的红军主力，应张学良电报之邀，于12月15日开始，相继紧急出动，由环县地区取直径南下。进至西安附近，准备配合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共同抗击挑动内战，由潼关东进的亲日派指挥的国民党军队。

笔者曾于1991年12月，几乎是同一时间，由山城堡沿陕甘大路南下，走的是当年红军南下时的路线。一路上沟堑纵横，道路崎岖，可以想象，当年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甘宁的红军将士，衣着单薄，冒着寒风，顶着大雪，夜行晓宿，秘密南下，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啊！

此时，邓小平正处在重病中，也许他是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行军的。12月12日，他被提升为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12月25日，当南下红军主力进至庆阳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鉴于蒋介石被释放后态度好转，潼关一带国民党军队后退，亦请求红军停止南下。最后，红军只好停止在庆阳地区待命。这时，邓小平的伤寒病仍旧没有好。1937年1月4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国民党军队重入潼关进逼西安的严重局势，应杨虎城之电邀，再次命令红军主力南下。1月8日、9日，红军主力迅速进至泾阳、三原地区，靠近西安城，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组成三位一体，实行军事战略防御。在各方面的作用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2月初，红军主力奉命由泾阳、三原地区顺南下之路北撤，至宁县、淳化地区。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则驻扎在甘肃省宁县宫河镇王家楼（一说是王录村）。在淳化县，邓小平和聂荣臻、徐海东等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笔者曾实地走访了邓小平等红军将领住的窑洞。这个时期，红军的主要工作是加紧军事训练，学习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