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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取南北对进之势增援，以解黄维兵团之围。由于黄维强行突围未成，南北两路对进增援解围未果，蒋介石下定决心，令杜聿明指挥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约30万人，于30日放弃徐州，沿徐州至永城公路向西南撤退，拊我外翼，与李延年兵团协力救出黄维，再猬集南逃，退守长江。

永城东南、宿县西北约40公里处的小李家村，是当时总前委驻地。从11月30日深夜至12月1日凌晨，邓小平等正在作战室值班，传来了杜聿明率部向西南方向突围的消息。邓小平知道，蒋介石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加速了徐州集团覆灭的进程。因为从攻占宿县决策之日起，军委和毛泽东及刘、陈、邓就把徐州之敌视为囊中之物，准备在消灭黄伯韬兵团后发动江淮战役消灭该敌。如果该敌依托徐州工事固守，会使我军全歼该敌时日拖长，而现在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南移，时间仓促又处于无依托野战境地，这就为我军抓住该敌迅速歼灭提供了战机。

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3）

对徐州之敌弃守南撤动向，邓小平等从粟裕等人来电和军委指示电中已有了解，他们也估计到黄维部死守，待徐敌南援，而徐敌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可能。当黄维兵团接近溃灭时，军委还估计到徐敌有向连云港或淮阴、淮安方向突围的可能。但是杜聿明声东击西，一面通过外国通讯社透露向连云港撤退企图，一面倾全力沿西南方向开去为黄维兵团解围。邓小平等深知，如果让杜聿明集团进占永城，顺涡阳、蒙城、阜阳一线继续南下，不仅该敌逃脱我精心运筹设下的战略包围圈，而且该敌将从我军侧后兜击，会同南面李延年等部南北夹击，黄维再遥相呼应，这样，敌6个兵团里外合应，陷中野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几十年后，身经无数次恶战的粟裕还不无担忧地对家人说：我一生指挥的战役中最紧张的就是这个时刻。

这时，军委发来急电，首先截住杜聿明集团，不让其西进或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坚决阻击蚌埠方向之敌，加速歼灭黄维兵团。即刘伯承后来比喻的“吃一个，看一个，挟一个”。根据敌情变化和军委指示，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迅速调整部署，及时作出堵截、阻击、围歼的具体计划。自然，当务之急是堵截杜聿明集团，封紧其南逃之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而当时，永城只有豫皖苏第三军分区部队守备。身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当机立断，打破平时由参谋人员与下级联系程序，超越层层指挥机构，直接要通三分区电话，亲自向分区司令员直接交代任务。使其了解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

据耳闻目睹这一非常情景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邓小平在电话中首先询问了永城守备部队情况，随后简洁地告诉对方：杜聿明集团正逃往永城的情况及其意图，我们已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他严令对方：在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接着，又加重语气：打到剩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住！再重复一次，我增援部队正日夜兼程往你们那里赶去！对方坚定地表示战至剩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敌人通过。

这支部队没有辜负邓小平信任和重托，终于顶住了敌先头部队一天多的猛烈进攻，直到我增援的大部队到达，迎头拦住了杜聿明集团西逃去路，阖紧了大门，陷其于插翅难飞的绝境。1949年1月6日，总前委指挥华野向被围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至10日全歼该敌，生俘杜聿明本人，实现了军委和毛泽东及总前委“关门打狗”的设想。

对敌实施“瓮中捉鳖”和“关门打狗”的战略，应当有足够兵力，因此，孙子讲要“围师必阙”，三十六计中，“关门捉贼”讲只对“小敌囚之”。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在敌众我寡形势下“关门打狗”，与敌决战，表现了邓小平等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1949年1月1日，身在淮海前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综合报告，其中讲到第二野战军浴血奋战歼灭黄维兵团的惨烈战况：

“歼灭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但是在总攻的时候，中野各纵伤亡达2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了战斗。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人们至今还记得，在40多年前发生在中原大地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淮海战役，邓小平在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