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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

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的外交生涯大致始于1938年7月他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会面，虽然当时无法像今天这样拍照、记录，但是，这次会面也的确被美国客人记录了下来并写进了《中国的双星》一书中。此后，在抗战胜利后，同美蒋军事小组的谈判中，他又一次站在了外事工作前沿，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上调中央进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后，他仍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外交工作。值得说明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复出时分管的主要工作是外事。第三次被打倒前的几个月中，他又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为“只管外事”。第三次复出以后，他逐渐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他仍以高龄出国访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70年代末拨乱反正开始，邓小平就注意到一个重大问题：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审时度势，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抓住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于是，世界观察家们发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使我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考虑，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军队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始终是处于临战状态。显然，这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是不同的。

此时，邓小平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日本人民、欧洲人民都不希望战争。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的逐步发展，“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刘华清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和平时期一个大的贡献，“就是对国际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判断世界大战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所以对我们解放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很大的转变，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建军。”

早在1982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了关于南南合作，还特别提到：“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寻找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年后，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又强调：“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作为南南之间，“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在邓小平看来：“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2）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科学论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德国的领导人说：“这一论断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因素是相互关联着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的和平得不到保障，那么就不会有明智的发展。战争只能带来痛苦、贫困和残废。”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指导我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第一个重要转变。

第二个重要转变，是改变了以往实行的“一条线”的战略。70年代以来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我们主张建立从日本到欧洲直至美国的一条线。邓小平讲：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