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部分(第1/4 页)

奔淅铮�蕉苑蚋就�≡诠�沧饨绲囊淮甭シ坷铩Ｖ芏骼捶蚋咀÷ド希�诵∑椒蚋咀÷ハ隆Ｋ�蔷�Ｌ�铰ハ碌牡诵∑椒蚋居炙涤中Α�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2）

然而，他们又共同遇到了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边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讲，这次遇险连同和罗亦农接头的遇险，“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3。共同的欢乐和困惑。1929年7月至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中央军委派遣，告别了妻子，告别了周恩来，赶赴广西做统战工作。后来，和李明瑞、张云逸一起，发动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身在上海的周恩来，对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等分外重视。1930年1月，邓小平回到上海不久，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即听取了关于广西地区红军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报告中，分四个时期，详细地汇报了广西前一阶段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设想。

讨论会进行到最后，军委的领导同志作了结论性发言。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广西的斗争形势和邓小平的工作，并指出了广西省今后的工作。据有人考证，这位发言人即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后来，《军事通讯》上全文发表了这次汇报讨论会的记录，并发表编者按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的记录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对邓小平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党中央和军委表示满意，评价很高，当时，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1931年初，邓小平又回到上海汇报工作，而这时，党的内部经受一次巨大的分歧和纠纷。1月，党中央在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指导”下，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一伙上台，以“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名，到处拿“国际路线”压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导”了六届四中全会后，又在中国停留了半年左右时间，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个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结果，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织活动到处都是。周恩来处境艰难，他的想法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邓小平，王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中央，表面上明显冷淡，不听汇报，不安排工作，实际上给红七军发去指示信，严厉地批评红七军工作，表示出对邓小平的不满。对这些情况，邓小平是心中有数的。于是，他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这可以说是他政治上一个很困难的时期。这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担任了瑞金县委书记。4个月后，周恩来也来到瑞金，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4。同患难共甘苦。1933年1月，正当周恩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一场全面推行与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开始了。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点名说邓小平等4人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随后，对邓小平等4人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讨”。但是，邓小平等4人并未屈服，坚持正确的观点和主张。这更加激怒了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接连几个月，临时中央、中央局派人坐镇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给邓小平等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还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邓小平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他的第二个妻子离开了他。这是他政治上三次磨难的第一“难”。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3）

此时，周恩来虽然还在中央的决策层，但他的境遇也越来越困难。他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因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而取消，他提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反倒惹怒了当时的中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