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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强得多！”

对周恩来的病，邓小平一直十分关切。1974年5月12日，他与周恩来同外宾正式会谈前就首先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小时。后来的一些外事活动，邓小平都尽力照顾到周恩来的病况。正如1975年6月7日周恩来会见外宾时所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8月7日，当周恩来在手术室里做治疗时，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9月20日，当医生再次为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时，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晚至次日晨，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12月，已身陷险境的邓小平曾3次前来医院探望周恩来。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等前来看望、守候。

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亲密战友之间的深厚友情长达半个多世纪。彼此相互信赖，互相尊重，情深意切。周恩来病重，将重担托给邓小平。

含悲送知己，大海葬忠魂。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寻常友谊，感人至深，难以言表。尤其是邓小平主持追悼周恩来治丧活动，回忆起来更令人心灵震撼。

此时的邓小平，处境越来越困难。1975年11月15日，他向毛泽东提出不再代替主持中央工作，尽管毛泽东表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但11天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标志着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所以，邓小平已经很难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周恩来患病住院后，邓小平经常前去探望。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2月底，周恩来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邓小平等都赶到医院。被抢救过来的周恩来还告诉张春桥，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周恩来逝世当天，中央政治局马上召开会议讨论治丧问题。20多年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回忆父亲当时心情：“父亲他不讲，但是他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开，但是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总理肯定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悲痛欲绝。”

8日傍晚，神情肃穆的邓小平坐在办公桌前给毛泽东写请示报告。他写道：主席，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现送请审批。由于心情悲痛，简短的报告写得很吃力。9日凌晨1时，年迈的毛泽东在审阅完这份报告后批示：“同意”。

声泪俱下话别兄长。邓小平主持周恩来的丧事，受到了“四人帮”的种种阻挠。他们利用舆论工具极力破坏首都和各地悼念活动，压缩删除人民群众悼念活动的报道，仅1月13日一天，姚文元就接连3次指令新华社，压缩悼念活动消息和宣传周恩来的文章。尤其令人愤慨的是，1月14日，各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的《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竟然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同时，他们还在谁致悼词问题上大做文章。

本来，1月12日邓小平就将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悼词清样报送毛泽东审阅，并书面报告：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并批示“同意”。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当日下午读报时间仔细听着工作人员念悼词清样时，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情绪长时间笼罩在悲痛之中。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7）

周恩来生前曾嘱咐葬仪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不开追悼会。但邓小平讲，这个人民不答应。“四人帮”又摆出种种理由，说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反对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叶剑英洞烛其奸，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小平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在国务院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很明显，叶剑英是努力使邓小平再次以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出现在人民面前。后来，邓小平的子女又感慨万分地讲：由父亲致悼词，如果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欣慰的，如果让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父亲，父亲也愿意为他做。

1月15日下午3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