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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长对吴医生汇报说：“19床，早餐吃了稀饭50克，馒头100克。午餐吃了米饭150克，蔬菜没剩。体温正常，但还不能到走廊上与人交流。”

吴医生很权威地点了点头，然后叫了几声病人的名字，胖子仍没反应。吴医生在病历上记了些什么，我们便进了另一间病房。

病房里没人。护士长汇报说：“27床，呆在房里仍然烦躁，但尚无攻击行为。按照您的允许，让他到楼外花坛一带散步去了，有护士跟着他，但不能离他太近，他希望没有监视的感觉。”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花坛边遇见的那个病人，便对吴医生说：“这人很有趣，说的话像诗一样，我刚才遇见了的。”

吴医生淡淡一笑，对我说：“白日梦，这是病人常有的现象。”

我们来到又一间病房。患者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瘦高个。见我们进来，他便主动问道：“吴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去上学呢？”

“快了快了！”吴医生爽快地答道，“想一想，如果遇见路上的陌生人，还害怕吗？”

男孩犹豫地回答说：“可能不会害怕了，也许，有时候，唉，我也说不清楚。”

“再有几天，你妈妈就回来了。”吴医生告诉男孩说，“那时，你就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之前，我得和你妈妈好好谈一次话。小伙子，你快好了。”

护士长和护士在旁边也很高兴，看着病人病愈出院，对她们也是一种享受。

走出病房时，吴医生对我说：“这男孩在路上老产生恐怖感觉，实际上是孤独造成的，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潜意识里，是想用这种病的方式将母亲留在身边。他两岁时死了父亲，一直被母亲带大，可母亲去年到深圳工作去了，留他一人在内地，他就崩溃了。”

吴医生的这个判断让我折服。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少能得到最真实的解释呢？

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主动地从走廊上跑过来，拉住吴医生的白大褂说：“医生，我缺营养。医生，我缺营养。我在王保管那儿还有五十元钱，替我买五斤猪肘子、五斤香蕉。医生，我缺营养，医生……”

“知道了，知道了，”吴医生拍拍他的头说，“回到你病房去吧，快点，回去。”

那病人很不情愿地向他的病房退去。我差点笑出来，但随即感到沉重。确实，当理性的光芒在一个人的头脑中熄灭以后，他所呈现的混乱状态，是多么需要救助啊。

我想到了那间黑屋子，在它还做病房使用的日子里，死在里面的病人在自杀前，是比正常人更轻松还是更痛苦呢？我不得而知。并且，我想去看看那间屋子的愿望也落了空。因为那屋子在二楼，二楼是女病区，吴医生告诉我，女病区的查房是在上午9点，他早去过了。

我们从男病区出来，已是下午5点了，走廊上已很幽暗，从屋檐望出去，天空飞动着乌云。我向吴医生告辞，他说，要下雨了，你带把雨伞走吧。我心里无端地“格登”了一下，望了望天说，不用了，还来得及。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楼房，在天空下作了个深呼吸，空气已显潮湿，今夜看来又有一场大雨。

俗话说，久走夜路必碰鬼。这句话在我身上真是应了验。本来，我的《背后有人》这本书写得正顺畅，发生在医学院里的十四年前的惊悚往事让我在写作时也有些心悸。但是，更让我心悸的事却在现实中发生了。雷雨之夜，一个自称为桥梁工程师的大汉登门打断了我的写作，并给我描绘了董枫在医院黑屋子外的恐怖遭遇。

然而，当我那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在暴雨来临前夕赶到董枫家时，更恐怖的事发生了。

董枫听完我的叙述后，惊讶地大叫：“我并不认识这个人呀！严永桥，我的丈夫？桥梁工程师？天哪，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顿觉脑袋里“嗡”的一声，眼前浮动着昨晚的不速之客，他的高大个子、疲惫的面容还有捏在手里的那把黑雨伞，组成一幅怪诞的画面在我眼前旋转起来。

“余老师，你怎么了？”我听见董枫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接过她递来的一杯水，茫然地问道：“那是个什么人呢？”

幸好二十六岁的董枫真没结过婚，不然，我在混乱中会把那人想像为董枫死去的丈夫。董枫作证，她没结过婚，也没有男友，更不认识他妈的什么桥梁工程师。

昨夜，那个提黑雨伞的家伙离开我家时，我真该悄悄跟踪下去。如果他是个人，就会有重量，就会踩得楼梯发响，就会有脚印，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