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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未定稿中还提出：

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

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

这样的意见，显然是与中央文革的意思相左的。当周恩来彻夜未眠修改好这份《意见》，第二天上午提到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和陶铸、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王任重、刘志坚等人参加的会上讨论时，尽管陶铸、陈毅等人赞成，而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则持否定态度。结果，这份重要文件再次搁浅，没有发出。

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截“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泽东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避开中央文革小组。

事后，周恩来与支持自己的陶铸、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商量，认为，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文化大革命。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

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

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几乎同时，李富春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好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作了修改、审定后，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进行讨论。

这两份文件的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为了生产，宁可推迟进行“文化大革命”，职工的“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业余时间搞；文件既不许串联，又不许“罢官”……如此种种，其精神，显然是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相反的。对讨论通过这两个文件的难度，周恩来早有预料。他也想好了应付的办法。

讨论一开始，中央文革的人满脸怒气，对这种与“文革”目标相去甚远的文件极为不满。他们百般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

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会议最后没有结果，不欢而散。

周恩来只好别谋他途。当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以及农村和工矿企业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表示担忧的一系列材料报送毛泽东，请最高统帅定夺。他还提议，这样大的问题，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毛泽东毕竟有着实事求是的一面，生产陷于瘫痪并不是他希望的。文件在毛泽东那里压了几天。9月14日，毛泽东大笔一挥，批道：“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迅即把两份文件发了出去。随着文件的发出，农村和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敛，“文革”泛滥成灾的洪水，遭到了顽强的阻截。

同时，周恩来的举措也招来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他们也在寻找机会，要与周恩来等“抓生产”派较量。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

所谓“革命”（8）

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从陪同毛泽东接见的两位重要人物——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中，听出了不同的味道，一些有政治头脑的红卫兵从中感到中央领导层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林彪的讲话，极富煽动性：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做得对，做得好！

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