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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后,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哪个列车可以进来。我就按他的指示来办。按总理的指示来办,这个车才能行动。
所以,总理有时候跟红卫兵讲,也当着我的面说:吕正操,你这个铁道部长,我替你当了。总理说过这个话。我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话,他们是哪一个都不听,只有总理说的话,还可以听一听。
但是以后,我走了以后,恐怕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
果然如吕正操所说,在混乱的情况下,“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
10月下旬,周恩来在约谢富治、杨成武、吕正操等人多次谈如何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和如何接待学生的问题后,领导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
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的精神,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来京串联,适当控制人数。从11月1日到5日,各地串联学生暂缓来京。
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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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2)
该通知于10月31日发出。没想到,通知刚发出去便遇到困难。
1966年11月,在就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这个月,上海发生了集体卧轨事件。周恩来的话被人置于脑后。
11月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
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哪肯罢休。10日凌晨,王洪文等人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为名,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致使沪宁线铁路交通中断30多个小时。
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火了。铁路大动脉中断,国家的损失将无法估计,社会的混乱也会愈演越烈。他立即让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
同时,周恩来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一方面细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周恩来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哪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意见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他们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到上海后,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称“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更使周恩来为难的是,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
在国务院,周恩来把余秋里和谷牧两人调来,协助自己抓工业,并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还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写信,明确地重申自己的观点:“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
信是写出去了,意思也表达清楚了。但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对这个话不一定听得进去,他还必须采取其他办法来达到保证全国交通命脉不中断的目的。
进入1967年的第一个凌晨,还在工作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受到冲击的陈丕显:“丕显同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首先要整顿铁路秩序,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绝不能中断。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
1967年的第二个凌晨,周恩来又召集全国铁路系统20余个单位在京的代表谈话,严肃地指出: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影响国计民生。
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和开导,无论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