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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

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

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

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

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

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

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

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

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

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

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

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

﹁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

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

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

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

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

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

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

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

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

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

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

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

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

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

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

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

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

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

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

社会回馈如此认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

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

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

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