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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规矩是，沿海“煮海为盐”的盐民只有生产权，而没有经营权，也没有运输权，只有获得了盐票的盐商才能到盐场收购，之后从事运输和销售。盐票是官府掌握下发的，假如盐民私卖和私自运输食盐，那就是私盐贩，手握盐票的盐商就有权力缉私捉拿。

如同做丝的生意一样，张家自己并不直接从事食盐的生产，而是低价从沿海的盐户那里一家家地收购上来，集中之后运到指定的地方，再转运到各地销售。那时无论是运盐还是卖盐，没有不发财的。张恒源盐号的总号（俗称张家盐公堂）最初设在杭州，后来迁到上海。

没过几年（1864年）太平天国果真失败，大清王朝重新恢复官盐了，“盐票”的价值一路攀升，小票值500两银，大票值1000两银，向人出租一张“小票”一年也可赚500两银子，张家的财富一夜间暴涨10倍，骤然成了浙江盐业巨头，连李鸿章的亲家江苏宜兴任家（李鸿章最小的女儿嫁宜兴任德和，任家后代称之为“九公公”、“九婆婆”）业盐，也要仰仗张家的鼻息了。所以，后来张颂贤的孙子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时，想开辟一条中法之间的贸易渠道，托孙宝琦写信给上海的实业巨擘盛宣怀，求其与之沟通，孙宝琦在信中称张静江“其家世代饶于资”，即是指此。11

张颂贤的“盐票”后来还不止于此。张謇为其撰写的《墓碣》（即《乌程张封公墓碣》）中还说：“同治初年，寇乱甫平，改引额为票运，继又规复旧章，而私贩充斥，引滞课诎，商用愈病，浙西盐法大坏矣。巡抚召商集议，令愿弃引者听，弃则悉畀公。”12这就是说，在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清政府又要恢复正常的盐业秩序和税收制度了，浙江巡抚大人曾召集过一次商业巨头的会议，而张颂贤也被召集在内，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此其一。不仅如此，巡抚大人还看中了他的才能，要他出来参加整顿盐务，并在会上动员各位：凡对大清“盐票”　失去信心者，全部将“盐票”让给张颂贤好了！如此一来，张颂贤有了官府的支持，更加大胆地收“盐票”了，先后共得20万引（一引为380斤盐），成为浙江最大的盐业垄断者。

至于巡抚大人为什么这么看重张颂贤，为什么动员大家把“盐票”让给张颂贤，为什么甘做他的后盾，回答这个问题，用得着张静江对他儿子张乃昌讲的一句话：“因为张家人对朝廷立了功，作为回报，官家给了盐票，从此经营盐业，就更加发财。”13

至于张家祖先究竟为朝廷立了什么功，朝廷具体给了张家多少权限，为什么他居然能调动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知府沈平章，来先后为他“总其事”14，如今已经难以详加考证了。总之张家确实是得到了官府的支持，是在有“尚方宝剑”的情况下，来从事具有垄断性质的盐业的。如何获得官府的保护伞，这是张颂贤留给后人的又一个谜。

然而光有“盐票”还只是得到了官方的许可，有了营业执照，想要真正生利，并能如数交纳盐税，就必须有效地遏止私盐泛滥。于是，他“连约诸商，变通成法，并江海、浦靖之巡为二，以分缉内地、外洋之私，并常、镇、苏、淞之廒为一，设帑引三万四千道，均于诸盐商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溢滋，官课以充，而公之家亦日以丰大。”（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可知此张老太爷，还以刚柔并济的管理才能称雄，居然成功地“怀柔”了诸商，加强了缉私，把常州、镇江、苏州、松江等地的盐仓统一管理（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民国年间的苏五属盐商公会的雏形），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各地盐民、盐商获利。

1。从湖州南浔闯进上海滩的“大象”（4）

当然，他成了这一垄断性的行业中最大的得益者，营销的范围从浙江发展到江苏和安徽，除了在上海九江路大庆里设立盐务总管理处（又称“张恒源老账房”）外，还在芜湖、宣城、太仓、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宜兴、溧阳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亦称“盐公堂”（因不仅有专营盐业的各种特权，还有查缉和扣押私贩之权，故名），就使张家的家业，更加迅速地膨胀起来。

缉私盐（盐枭）之事，历来极为危险，历代朝廷都是要真刀真枪地镇压的。扬州的盐枭徐宝山，曾拥有上万人的武装，与官府抗衡多年，直到民国后才被招抚。招抚后还不老实，最后被张静江设计炸死15。浙江沿海产盐区一向也是“事故多发地段”，想必不动用枪杆子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张颂贤一个商人，何来枪杆子去对付盐枭横行呢？这真叫老天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