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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遇到许多困难，民主也还不完善，但是我们绝不需要筑起一堵墙来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我们……期望有一天在一个和平而有希望的地球上，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伟大的欧洲大陆——将合成一个整体。当这一天最后到来时——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西柏林人民可以对这一事实感到合乎情理的满意：他们一直在第一线战斗了将近二十年。

一切自由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那里——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以能说“我是柏林人”这句话而感到自豪。

在我们当晚启程越过东德上空飞往爱尔兰时，总统还为他所受到的接待而兴高采烈。他说，这将使所有美国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努力和所冒的风险已赢得了感谢。他要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纸便条，“在有些泄气的时候打开它，”上面他将写下几个字：“到德国去。”

我觉得当他进入“空军一号”座机机舱时，他的神态比那天人们对他歌颂时更自豪，更愉快。这种自豪和愉快的神态，反映了他对自己不怕危险和诋毁，为使西柏林保持自由做了必须做的事而感到满意。当他疲倦而愉快地在我对面坐下时，他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将永远不会再有象这样的一天了。”

第十九章　箭（1）

在约翰·肯尼迪喜欢引用的所有丘吉尔的名言中，他最喜爱的一句是：“我们为谈判而武装。”肯尼迪认为，武装美国可以提供讨价还价的实力，并为裁军会谈和外交提供后盾。他在1961年还认为，需要采取迫切的步骤以确保“我们的武装肯定是足够的”。

他的前任恰恰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认为我国的军备肯定已经足够了。这就使肯尼迪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我为此贡献了我毕生的精力，”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0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防务方面的问题时大声疾呼地说，“我认为，我几乎比国内任何别人更了解这个问题……防务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而有效的处理。”后来在1963年，当他抱怨肯尼迪的庞大的军费追加开支时。他曾说，“我任内所留下的防务预算已为我国提供了充分的安全。”

但是约翰·肯尼迪则有着不同的看法。1940年，他作为一个学生作家曾经写道：“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军备永远同我们承担的义务相适应。”在五十年代，他作为一个参议员，曾对我们是否已这样做表示极大的怀疑，同时他强烈反对实行削弱陆军兵力的“新面貌”政策和过分依赖“大规模报复”的方针。1960年，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曾反复要求加强我国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1960年12月下旬在我们审查了预算和计划之后，他作为当选总统曾向他的新任国防部长连珠炮式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现在是否应该提出一项补充防务预算……是否应该为北极星、民兵和阿特拉斯导弹……防空警报体系……大陆防御……常规力量现代化……空运能力……等项目追加经费？〔我们）必须着手对我国的防御战略、目标和能力……由人驾驶的飞机的地位……航空母舰……目前的军队实力……国外基地……三军军种和军事使命的重叠……各种情报工作的协调……指挥和控制系统，特别是关于使用核武器的权力……预备队和国民警卫队的作用……重新作出基本的估计。

同时，他告诉了麦克纳马拉关于他在基本政策方面的第一项改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提出事先确定的、武断的财政开支限额来规定战略或兵力的水平。”我们的战略将取决于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我国的兵力水平将取决于我国的安全和我们承担的义务的需要。肯尼迪的预算局局长和白宫的助手们将与麦克纳马拉合作，以尽可能低的费用提供任何必须提供的军备。“就象任何其他的投资一样，”肯尼迪在1960年谈到防务费用时说，“这等于用我们的钱去下赌注。不这样的话，就得用我们的生命去下赌注了。”

新政府就职后不到一周，麦克纳马拉向内阁作了汇报，然后详尽地向总统汇报了他在五角大楼所发现的情况：

1。用大规模核报复战略应付一切军事和政治侵略，是我们的朋友中很少有人相信，而我们的敌人中没有人相信的一种战略。这一战略造成了我国常规力量的严重削弱。

2。对国家安全规定一个最高的财政开支限额，就使军事战略在事先确定的预算中居于从属地位。

3。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容易受到出其不意的导弹进攻，非核力量在战备师、空运能力和战术空军支持方面很薄弱，而一支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