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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号为唐，建都长安。自此，唐都近三百年，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帝国时代，尤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前的130年余年，更是盛世唐朝享誉海内外，其文化的硕大成果，迄今仍遍布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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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理想：唐太宗与贞观之治（1）

公元626年6月4日，在长安宫城北门的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场兵变，使唐都的命运得以获得非同寻常的改变。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以这一方式而肃清家族障碍称帝，由此开启了唐朝的贞观年代，从公元627年至649年共计22年，成就了唐朝步入繁荣的盛世之端，史称“贞观之治”。

从秦始皇帝赢政到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刘彻与三国的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的出现，可以说是将一条大中华国家理想再续的一个统帅，而这一条历史的时间轴，也由此而延伸了近900年（从秦始皇首次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贞观23年公元649年），并在太宗这里，将一个大国的理想和作为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前面所谈到过英雄创造历史的言论，也似乎在唐太宗身上获得了很好的印证。

李世民这个人，在未登帝王之基时，就已是一位人中之杰了。作为李渊的次子，还在其父充作隋朝的太原留守时，就显然出思度国家大略的才能，并能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力量中发现经略之机。在他的四个兄弟之中，以他的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以及统帅作战之能力为最高，可谓天之骄子。从公元618年建唐到624年唐军将各地农民军和地方地主割据势力完全铲平的6年中，每一重要战役无不以李世民亲自负责指挥，因此，这也使他将自身的智勇才干获得了难得的实战提升，对于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天才而言，这不啻是一个极好的演练。以致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招致太子与同门兄弟的妒恨。玄武门之兵变，看似是李世民的一次内宫预谋，而更大意义上，则是李世民意欲作为天下而不得己的抉择，也是唐朝国运的一次根本扭转。因为这一变，而使一个国家从此拥有了真正的统帅。如果不是李世民，唐朝在公元626年的开端很有可能变得平庸无奇。

这种皇宫权柄的相互虢夺，自是权利中心所产生的飓风般演变，自战国纷乱及秦以来，有楚汉之争，演垓下之败，又有汉太子之争，引吕雉之乱，再有王莽摄政，篡位为新，到汉末之时，更是群雄争夺天下，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故有奸雄之号，而魏晋之乱，更有司马昭之心。朝代更替，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代谢，然而因天时地利人为之故，往往导致新不能履而陈腐不去，这在中国历史上倒是一个真正的主旋律。对于宏大的时代演进，有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多层之虑，更有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大环境和大背景迁移，这样阔大恢宏的客观能量，以个人之力，往往不能悉数觉察，所以也就只能按部就班难有真正的作为了。因此，开创历史的人，要在历史的诸端之中审时度势，积蓄非凡之力，作为于千钧一发之际，解民于倒悬之危，救国于大厦将倾之时，仅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指一点而改江山国运，这样的雄才，不是天下人人皆得而有之的。不是英雄，则不能来作为，人若有自知，则天下可以安定了。而问题的关键大多在于：我们对自己一无所知，更对世界一无所知，而更多情况下以及很漫长的时间内，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自己很优秀（我不知道这一结论和这种心态究竟是如何得来的）。

中国在唐朝建立之前所经历的四百年分裂，使每一个人心里都在怀念汉朝的大统一，同时也将这样的统一大国作为榜样而追求，这种追求的迫切在唐太宗这里表现得十分酣畅淋漓，并且也发挥到了一个新的极致。而近三十余年的隋朝的短暂兴盛，又使唐太宗有了一个十分类似于汉朝建立之前统一的秦朝一样，如此，唐朝的光复梦想便藉此而兴。

光复一个国家的光荣梦想与获取一方独大的权力，之间是有着很大的人文区别的。这中间的差异，还不能仅仅停留于志向与抱负的大小，更是两种不同的战略眼光所致，更深刻的，则是由国家与民族（乃至人类全体）的价值观而决定，这个价值观有没有，往往区分了一个时代与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唐太宗对这一价值观的确立是明确而且坚定的。在经历了隋末的农民大起义以及隋朝倾间覆亡的教训，都是他所亲眼目睹的最好教材。国家统一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掌握者的责任是什么？君王的作为是什么？国家机器所谋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乃至于李氏家族中的内部倾轧和骨肉相煎以及由自己所亲手发动的玄武门事变，其中的许多，都是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