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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与抗拒——婚恋中的家庭本位主义（7）

由此，呈送或接受聘礼已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习俗，它被当事人看作是一种有助于提升双方家庭名誉的实践活动。索要高额聘礼成为女子及其家庭获取社会面子和地位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如果谁家的聘礼过于寒酸，就难以在邻里、亲戚、朋友间抬头做人，甚至使得脸上“挂不住”。也正因为如此，聘礼成为村庄面子竞争的主要对象，进而使聘礼不断地往上跃升，不少家庭因此不堪重负。

（四）嫁妆是人际交往的纽带和社会地位的标识

在L村，与聘礼不同的是，嫁妆基本上都是以实物形式出现的，很少出现以金钱形式存在的嫁妆。所以，刘老汉陪送给女儿一个存折，就成为当地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与男方家庭需要支付的“礼钱”相比，L村的嫁妆没有固定而具体的期望。遵循的原则具有很大的伸缩度，女方家庭可以根据意愿与具体情况，“多少没有准数，有些家里比较穷的就象征性地办置一点”。因为陪送就是与女儿一同送去的财物，既然是送给婆家的东西，多少也就随意了。

在重视面子与礼俗的乡村社会中，嫁妆作为人际交往的纽带和社会地位的标识，被赋予了诸多的象征意义。在L村，当可观的嫁妆被展示出来以后，围观者的评价会给两个联姻家族带来高度的满足感，给女方的父母展示了家庭财富，赢得了慷慨的名声，就连“以后儿子说媳妇也好说了”。而男方脸上更是光彩，和这样的亲家联姻，本身就证明了自家的实力。

按照传统观念，父母的不动产例如房屋和生产性资料仍然是传儿不传女。女孩子一般没有财产继承权，一个女孩能够从娘家带走的也就是嫁妆了。但是如果嫁妆足够丰厚，女儿通常可以通过嫁妆的形式得到一笔赠予。男性继承的不动产和生产性资料在婚后仍有增值的可能，而妻子带来的嫁妆在人们心目中多为日常生活用品，不仅难以增值，而且折旧很快。因此，即使双方父母为新的家庭“投资”数额（嫁妆与聘礼）相当，男女双方的婚前财产也仍然是不等价的。更为关键的是，在人们心目中，土地和房屋才是“财产”，嫁妆即使像最近十几年来增加了高档家用电器，也仍然不是人们所谓的“财产”。

在L村，儿子结婚，父母是需要给盖一幢房子的。按照一般的标准计算，大概需要5万元左右，再加上结婚的费用，一般来说，儿子结婚父母需要支出8万元左右。有人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刘老汉女儿的嫁妆总价值一定超出了5万。如果单纯从这一点来看，已经很难看得出男孩和女孩在父母的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待遇了。

表面上看来，女子父母是嫁妆的最大付出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资金都需要自己支付，很大部分是同族近亲以及姻亲的赠送，　嫁妆的来源及其多样性，反映了社会对姻亲关系的关注，同时也包含了对从己方嫁出去的女性的关注与相关利益的期待。此外，父母出于多种原因，比如说疼爱女儿或者女儿婚前为家庭做出过贡献或不想担负一个“卖女儿”的负面评价，愿意多给她一些嫁妆，从而在嫁妆资金的支付上往往超出社会惯例。刘老汉就是一个典型。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中国农村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中国的村落文化是一种家本位文化。在这样的价值理念中，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或多或少都与家庭荣誉有关，任何不利于家庭高度统一与和谐的行为，都被视为不体面的事。在这样的家庭里，情感的纽带紧系着每一个人，一人的成功，是全家的成功；一人的失败，也是全家的失败。个人的荣辱和志趣是不被重视的，他必须为家庭的理想奋斗。为了维护家庭名声，每一成员，必须敛抑自己的个性。在家庭范围之内，荣誉高过一切。

在一个家本位的社会，个人本位的成本逻辑在这里完全失落了。在对中国农村婚姻中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行为进行分析时，社会学者李银河指出，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按照另一种逻辑生活着。他们从一降生入世就落入了“生存繁衍原则”的生活逻辑中，一生的主要任务和成就就是家庭的传宗接代和兴旺发达。在“家”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L村就是这种典型的村庄。在这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乡村婚姻生活最朴素的指导原则。若是谁家有适龄的男女青年没有定亲或结婚，肯定是家庭中最老大难的问题。或许不结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街坊亲戚们大都会把原因归结为父母的无能，家庭的贫寒，或家里有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丑闻。

中国农村至今并不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