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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司在多个国家设立了研究中心。大部分公司将研究项目保留在国内。加上中印两国对其国内计算机研究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导致全球范围研究投资的增加和全世界研究活动的更广泛分布。

离岸服务放大了现存的风险，对于国家安全、企业资产、经营过程和个人隐私都造成新的威胁，而且这些威胁往往是了解得不够或者解决得不好的。尽管这些风险不太可能阻碍离岸服务的增长，企业和政府都应该运用一些策略来减少风险。

当企业采取离岸经营时，它们不仅增加了它们自己的业务风险（例如，知识产权、较长的供应链的脱节，或者由于法律领域的冲突而产生的复杂情况）；它们也对于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造成风险。各企业都具有明确的动机来管理这些新风险，　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但是政府和个人常常很少意识到这些风险。

例如，许多国家在IT支持的军事体系和关键性的基础设施体系内部，已经采用了商业性的离岸系统（COTS）软件和互联网协议技术。许多COTS系统开发出来，部分离岸或整体离岸，这就使得购买者理解全部的源代码和应用程序变得极为困难。这样，有可能某个敌对政府或非政府敌对机构（恐怖组织或犯罪组织）会危害这些系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更大的舞台创造更多的财富（22）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应对离岸服务/经营，教育是主要手段之一；教育可使它们的劳动大军在全球范围内竞争IT工作。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教育一直是离岸经营/服务的一支主要推动力量。印度对于其软件出口产业的教育需求作出了迅速的回应，特别是通过它的私立大学和培训机构。而中国正在通过中央规划解决其软件产业的教育需求问题。

然而，印度和中国的教育体制都存在问题。在印度，除了顶尖层次的大学以外，高等教育的质量低下，大学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向少数人提供优质的教育还是向所有人提供普及教育，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国体制深受死记硬背之累，它的奖励体制尚未完全转变至奖励教师和学生的研究上来；它正处在向奖励绩效和创业精神的竞争性资助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目前困难重重。

发达国家能够利用教育应对离岸服务和经营，从而保护国家利益。然而，通过教育应对离岸服务和经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些复杂，原因有好几个：教育体制复杂，一个人要从事IT事业，需要多个学位和多个专业知识；离岸软件服务和经营工作的本质正在快速变化；难以预见一个国家对于软件工作者的供应和需求；许多国家的政府只能间接地影响供应和需求；此外，通过实际的课程改革来实现教育对于离岸服务的反应也是困难的。

例如，美国的教育体制仍然试图理解如何改变其课程设置，来解决程序领域知识（全球工作场所）的问题，并同时维持其创新优势。此外，由于美国小学教育体制中数学和物理等方面的科学方面技能和兴趣下降，美国面临着长期的挑战。欧盟正在挣扎努力，希望实施“博洛尼亚进程”，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教育框架。

软件产业的全球化，和其内部的离岸经营和服务，都将继续，而且事实上会增长。这种增长会受到政府行动和经济因素以及信息技术本身的推动，结果可能会导致低端软件技能和高端研究活动两个领域都出现更激烈的全球竞争。现有数据和经济理论表明：尽管有离岸服务和经营现象，在过去IT工作机会多的国家，其IT职业机会仍会很好，哪怕现在离岸目的地国家的IT就业机会增长。但是，未来个人处于一个更大范围的竞争环境中。对于个人、公司或政府而言，未来的光明程度关键取决于它们有何能力打下基础，培养和进行革新、发明。

中国公司如何在国内为驻外业务和管理部门提供针对性的培训和人力资源政策和计划，发展和维持对外投资的利益？

决策者是否可提出一个对外商务开发体系，利用税务和劳动力方面的计划，提供行业和公司层面的跨境互利互惠？

透明度和公认会计原则（GAAP）与香港（特区）的成功

最近几十年香港经济成功转型，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政策的结果——香港政策鼓励自由贸易、没有限制的资本流动、开放的竞争，以及由透明的、有章可循的框架所支撑的市场灵活性。

关键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互相联系的汇率体制、审慎的预算政策、成熟的金融监管，以及对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