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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纯粹的、没有掺杂任何东西的真诚。他的独特之处就是纯朴与自然。正如詹斯？巴格森最初曾经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检验鲁索和费希特自由和人性教育理论的绝佳机会。在18世纪末的丹麦斯特鲁恩西时代，这些教育理论曾经在丹麦昙花一现。当时，他们曾揭露绝对君主制的人性观毫无价值，还揭露了其中许多压迫性的手段。

18世纪70年代，鲁索根据人类个体和整个时代，把未受过教育的儿童的状况解释为某种曾经失去的东西。这个菲英岛的男孩简直就是18世纪“汉诺威的彼得”在丹麦的化身。“汉诺威的彼得”曾经在德国汉诺威附近被发现，然后被送到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的宫廷里。在那里，这个从未受过教育的男孩被当作一种宠物和小丑，而且引起了启蒙运动中的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再近一些的例子是“艾维伦的野孩”———一个10岁或11岁的男孩，1800年出现在法国南部森林中，后被送到巴黎。在巴黎，拿破仑一世时法国所有可以想得到的自然科学家、医生、教师和人类学家都试图研究并教化这个男孩。同样的情况后来也出现在神秘的弃婴卡斯珀尔？豪瑟身上。这两个例子在浪漫主义时代引起了广泛关注，再次引发了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讨论。探险家们对这种争论起到了尤其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远涉世界的偏远角落，回国时带来了与猩猩（曾被认为是人类）、野人、霍屯督人和曾经被动物扶养长大的婴儿有关的奇闻轶事。

这个笨拙却又才华横溢、注定一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14岁的男孩，现在站在雅致的资产阶级家里，向首都充斥着享乐和懒散的精神与社会生活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受人欢迎。丹麦几十年的绝对君主制1807年在战争中惨败于英国。1813年，国民经济破产，使哥本哈根变成了一座精神监狱。正如当时另一位年轻艺术家在传记中所说：

“我们对政府的智慧没有任何怀疑，我们手里拿着帽子，弯腰向政府官员鞠躬。我们平静地接受了不可避免或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的东西，甘愿变得麻木，在这种麻木中，任何事情都不曾发生，也终究一事无成。”

艺术家和科学家们更是对这个自然的、未经雕琢的天才抱有极大期望。这正是在绝对君主制的哥本哈根观察和讨论的某种东西，某种吸引理性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东西，其中也包括教授兼诗人弗雷德里克？霍格…古尔德伯格先生，他是这个男孩过去在家乡的最大资助人———克里斯蒂安？霍格…古尔德伯格中校的兄弟。在哥本哈根，他曾为安徒生募集了捐款，这个男孩也因此再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他坚持要亲自四处感谢自己的资助人时，一般是给他们献上一些简短而热情的即兴表演，就像曾经为切斯特？马赛厄斯？蒂勒所表演的一样。如果他知道如何到富人家中表演，那么他也肯定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这与当时流行的论调不谋而合：“孩子，如果你想在世界上获得成功，那么就鞠躬吧！”

所有这些“战略突袭”很快将安徒生引到“巴克胡斯”，这个知识界的会所和文化的中心。在那里，所有与丹麦黄金时代的艺术和科学有关的人士经常跟屋子的主人———艺术家卡玛和克努德？林恩？拉贝克夫妇聚会。当时，巴克胡斯位于哥本哈根城外，距市中心有一段漫长的路程，坐落在瓦尔比山附近的大自然中。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够抛却社会阶级或血统，享受同样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在前往这个乐园的路上，汉斯？克里斯蒂安必须步行穿过韦斯特伯罗，经过众多喜剧剧院、动物园、射击场和狂欢节货摊，见到大力士和女巨人、澡盆里活生生的小海豹、长着两个脑袋的牛犊以及长着五条腿的羊羔。继续往前走，他先后经过了亚当？奥伦施拉格出生的房子、帕尔大街上的餐馆和腓特烈城堡。每逢周日，几乎有一半的哥本哈根人都要聚集在宫殿外聆听宫廷音乐，观看皇室成员在运河上乘船航行，国王腓特烈六世则穿着海军上将制服，屹立在舵柄处。

离腓特烈城堡不远，在一片开阔的、可以看到城市的地方，矗立着巴克胡斯。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精神抖擞地摆脱绝对君主制下无处不在的思想和行为压制。在那里，人们可以认为自然能够，甚至应该取代法律书籍和《圣经》。在拉贝克夫妇的家里，他们创造了一种户内外的沙龙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时代精神或多或少地总是大家争论的焦点。在那里，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非不可并存的对立物。而且，对大多数来到巴克胡斯的作家、画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