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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著名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存在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后者能够而且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为中国作出了一项可行性的决定，即党外人士可以批评党及党员的行为，知识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来写作和发表言论。他进而要求这两个阶层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下开始行动。但其结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宽了这些范围，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于毛不守信用（尽管他后来更愿意由他自己承担不守信用的罪名，不愿意承认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不是由于毛的同事们故意从中破坏（尽管他们当中有人曾竭力反对党接受党外批评的做法）。而是由于从5月初党刚一开始正式号召展开批评，不仅党员当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而且在整个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发展的缘故。

刚开始，批评是温和的。但是，当党的统战部开始在政府部门中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中召开了几次会议后，这种批评便变得激烈起来。当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开始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时，批评就变得更为激烈了。在北京大学，继承了长期政治运动传统的大学生们建起了“民主广场”和“民主墙”，并很快贴满了大字报。一些新闻记者报道了这些活动，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开始鸣放。一些学生只批评党对个别人（例如作家胡风，他在1955年被指责为反革命）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党的领导层只讲政治原则和问题，认为整风并不能纠正它的恶习，因为这些恶习都是党本身所固有的。许多言论带有一股强烈的反苏倾向。党外人士总的来说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