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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⑾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第十三章　国家领导人

1981－1984年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祥。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