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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忧以自镇。（《抽思》）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离骚》）

这是一位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对民生的忧思，比之于两千多年后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们，区别到底有多大？

这是一位两千年前的志士对人生的表白，追求真理，至死不渝，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忘我精神，难道不足以被我们视为先贤！

曾有读者与听众在我本人参与的中国黄河电视台“天天诗词”节目的互动信息中问我，说屈原爱国爱人民好理解，而说屈原不仅追求真理，而且追求科学，未免太牵强了吧，毕竟，屈原出生在2000多年前那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年代，“科学”一词还不知在哪里孕育着呢，屈原又怎么能涉及你所说的天文、地理以及天体构造等一些几乎是1000多年后西方科学家才开始探索的科学奥妙呢？

然而，这恰恰就是屈原之所以伟大超凡的另一面。让我们重温他最著名的奇诗《天问》吧：从天地之未有之前，到天体之构造，地表之安排，再到传说中的有史时代，屈原一口气列举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冲天而问，却没有答复。然而，不需要答复，屈原的“天问”已足以开启我们民族科学探索的智慧与能力。这样的诗人，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思想家和科学探索者，祖国在他心中，人民在他心中，江河湖海、宇宙自然在他的心中。短暂的62年，屈原太累了，他承受了远非一个凡人可以承受的多重压力，从多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人间，他艰难跋涉，而历史被他远远抛在了身后，于是，他再也拖不动凝滞的历史车轮，他慢慢地倒下，毅然投身于清澈的未来。

再读屈原，其实只是文人的自勉，或许也是对志士的呐喊。

逆境出好诗

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到“亡国之君，多有才艺”的问题。诸如李后主之类，实在是国家的不幸，也实在是那些才子皇帝自己的不幸。但是，我们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必须看到，恰恰是在政治生命完结之后，这些人才能在巨大的悲苦之中迸发出最强烈的创作火花，孕育出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诗篇。譬如李后主之与《虞美人》。譬如宋徽宗之与《杏花词》。

于是有了一个新的命题：逆境出好诗。

这个命题，相对于并非皇帝的诗人来说也成立吗？我以为是成立的。不信，且看杜甫，且看李白，且看苏轼，且看屈原。

先说杜甫，我们说杜甫是“人民诗人”。这头衔虽然杜夫子本人似乎并不一定理解，也未必就买账，但杜诗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更多地反映民生疾苦倒是千真万确。且不说《三吏》、《三别》，也莫谈《北征》、《春望》，单看看他的《征夫》：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

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再看看他的《恨别》：

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毫无疑问，战乱频仍，仕途坎坷，颠沛流离，食不果腹；对亲人的思念，对和平的向往，这一切，使得诗人在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密切交往中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体验到了社会的矛盾，于是他才感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于是他才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战乱别离，如果不是仕途多舛，杜甫有可能写出这样的千古警句吗？

生活的逆境不仅造就了杜甫，更成就了李白。不可否认，李白诗才盖世，卓尔不群，这一点，无论是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中还是晚年的传世作品中都同样出色。但是，稍加留心，你就会发现，谪仙的早期作品更多的是艺术成就，是杜甫所评价的“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并无过人之处。而数年的宫廷生活，极度的宠信之后，当他终于在唐玄宗身边的群小谗毁中被“赐金放还”，走上一条浪迹天涯的道路之后，他的诗歌才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而假设没有这种人生的“挫折”与逆境，假设谪仙可以长久居于宫廷禁地，他又怎么可以写出《秋浦歌》那样绚丽多彩的组诗，又怎么可以体会得“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并且大声地呐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至于苏轼，我只想说的是：他最杰出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于熙宁九年，其时，苏轼政治失意，兄弟离散。而他影响最深远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元丰五年，其时苏轼是以罪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