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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加上“我们”一词，便使人感到这段话有夫子自道的意思蕴含在其中。台静农正是在社会的*和法令的禁止下来到台湾“寄迹江湖”的。他在台湾住的日子很长，可他在“寄迹江湖”时，仍心存魏阙，时刻挂念着祖国大陆。他不以“台湾人”自居，而以做“中国人”自豪。50年代初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对国文课程期望甚大，并说“中文系在台湾很重要”。傅斯年的意思是台湾受日本人统治多年，学习中文很重要，台静农无疑赞同这一意见，但他补充的另一句是“中文系在哪里都一样重要”。19的确，中文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它的重要地位。只要有中国，有中国文化在，就不能没有中文系，由此可见台静农的“中国心”。在他那书香四溢的书房里，台静农和朋友们的话题均离不开中国事、中国人。对台湾解除*后去大陆访问的作家聂华苓、胡金铨、张大春，他千方百计向他们打听昔日友人的近况。当他听到巴金、老舍等人在“*”中的不幸遭遇时，不禁悲从心来。当他从大陆来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口中得悉在台湾推广国语有功的魏建功不在人世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逝之情。当他听到端木蕻良在萧红死了四十年后带着诗和妻子一同到萧红坟上去吊祭，金岳霖在林徽因死后常去哭坟——因为梁思成在她死后一个月就和他秘书结了婚时，他则报以冷笑。在他的冷笑中，似乎有一缕去乡戚情。他也曾想回大陆老家去看看，但毕竟年迈走不动了。使人气愤的是在台静农近九十高龄时，有关部门竟催促他搬家，这么不近人情的事使他有点惶惶然。正如李渝所说：“以台先生在当代文坛上所持有的精神位置来说，不要说不应要他搬，就是把整个旧房子保留下来，以后作为社会的纪念、学习的场所也是可以考虑的。很多事都叫人叹气。”20可台静农还是遵命搬迁了。“龙坡丈室”化为乌有，温州街大约也不会留多少昔日风貌。可每当台静农的弟子走过此处时，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特殊的感情。在李渝等人看来：“温州街的屋顶，无论是旧日的青瓦木屋还是现在的水泥楼丛，无论是白日黄昏或夜晚，醒着或梦中，也会永远向我照耀着金色的温暖的光芒。”21

台静农由于创作生命短暂，故不能算是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对台湾大学中文系有开创之功，但还未成为伟大的教育家。他当然也不是最出色的书法家。可贵的是，他有传统的中国文士的气节与风骨，甚至在今人看来稍嫌保守的价值观念。1985年，台湾“行政院”颁文化奖给台静农时，对其献身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表示敬意，并作出这样的评价：

早年致力于新文学创作，文风兼具犀利批判与悲悯胸襟，作品至今犹为文学批评界重视；其后专攻古典文学研究，阐扬文化精义，重要著作《两汉乐舞考》、《论两汉散文的演变》、《论唐代士风与文学》等，论断创新，精微独到，于传承文化，功不可没。

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台静农的辛勤努力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不过，生命更公平的地方还表现在岁月沧桑里。台静农能烟善酒，却不爱吃蔬菜和水果，完全违反一般卫生之道，可他照样长寿健康。当他于1990年11月9日去世后，他这种违反养生之道而达到的“超医学境界”，成为医学界一个话题。在他逝世一周年日子里，台大中文系则专门为他举办了“台静农先生的人格与艺术”系列演讲，内容包括齐益寿主持的《台静农先生的人格风范》、施淑女《谈台静农先生的文学思想》、乐蘅军《谈台静农先生的两种情怀》、方瑜《谈台静农先生的诗》、张淑香《谈台静农先生的〈龙坡杂文〉》、陈瑞庚《谈台静农先生的书艺》。从这里可以看出，台静农在盛壮年龄突然中断的文学生命，在这场演讲会中由主讲者及其参加者叶庆炳、林文月，以及还有一大群未前来与会的学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薪传。

参考文献

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郑学稼（1）

和蒋介石当面顶牛的传记作家

郑学稼一生著译出版了近七十部书，其中最为畅销的是《鲁迅正传》。它脱稿于1941年2月16日重庆黄桷镇附近的村庄井潭。那时，他在北碚夜以继日地在菜油灯下写作。限于战时的环境，他未能找到全部的鲁迅著作来读。即使这样，这本《鲁迅正传》于1942年3月1日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后，在江西、广东还出现了盗版本。1953年1月由黄震遐任总编辑的香港亚洲出版社重版，以后又有台北盗版本在书市出现。

郑学稼生于1906年，福建长乐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