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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运动……都是为理想而奋斗。”对陈独秀是否属“托派”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大陆有些人认为，陈独秀不过是思想上受了托派的影响，组织上并未参加，或认为虽参加了，被国民党逮捕后便与托派组织割断了关系，陈独秀出狱后也曾作过这类声明。郑学稼以对陈独秀的深切了解否定了大陆学者这个看法及陈独秀本人的声明：“没有办法能够否认陈独秀参加了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也没有办法否认陈独秀在狱中通过秘密渠道控制了中国托派组织。这一切都有文件和刊物可以证明的。”这应是较权威的结论。书中还有对陈独秀在《新青年》早期文学革命理论的分析，也自成一家之言。

郑学稼本来学畜牧兽医，后看到中国农民生活的疾苦，转而研究社会科学，企图用知识去启蒙人民大众，并由此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他研究马列著作始于30年代中国发生的“社会史论战”，由这一论战引起他读英文版《资本论》第3卷。尽管他标榜“独立思考”和无党无派，其实他的论著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因而在他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成就奖，并被台湾学术界誉为“理论大师”。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对某些问题研究的创新之处。如他于1972年在政治大学学报发表《论*主义异化说》，是台湾首次评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启了80年代台湾文化界检视“新*主义”思潮的大门。尽管他的立场观点我们无法接受，但在禁谈马列主义的“*”时代，他反复批判马列主义，这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另一种“宣传”。这就难怪郑学稼赴台后知音甚少，倍感寂寞，甚至常常遭到他人的曲解与攻讦，如国民党评议员、《文星》杂志创办人萧孟能说他大谈马列主义是和共产党“隔海唱和”，弄得他打官司，过了十一年多才勉强解决。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虽高产，但读者面甚窄，多半只成为研究生的读本，而不能被官方钦定为宣扬三*义的“模范著作”，甚至连主张统一的人士也不爱读他的书。他晚年常向友人发牢骚。他的老友、新文学史料专家刘心皇为了使他心情开朗起来，曾带他到地下酒店去寻花问柳，可惜他年过花甲，没有这种本事，最后在落寞和被人恶意攻讦的哀叹声中离开人世。

参考文献

姜新立：《*理论大师——郑学稼先生对马列主义的研究》，载《文讯》，总第31期，台北，1987年8月。

周玉山：《郑学稼老师的文学著作》，载《文讯》，总第31期。

郑学稼：《陈独秀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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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1）

不怕开除党籍的统派

台湾著名政论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胡秋原，于2004年5月24日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五岁。

以讹传讹成“托派”

胡秋原登上文坛是1931年，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便参加了一场现代文学史上闻名的文艺自由论辩。

在前一年年底，胡秋原自筹经费和三位朋友一起办了《文化评论》。此刊物除鼓吹抗日外，另提出“自由人”和“自由知识阶级”的理论：认为知识分子应有独立的人格，站在自由的立场上思考，而不应成为阶级和政党的工具；又认为文艺必须自由创作，不能做政治的留声机。否则，只能叫“阿狗文艺”。

在30年代，宣扬*主义的左翼文人，均强调文艺应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有意忽略创作必须自由的观点。而胡秋原利用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学到的*主义知识，认为*主义不可以反对自由而必须与自由主义合作。左翼作家认为这是对文艺阶级性的挑战，因而由左联的机关报《文艺新闻》发表瞿秋白的文章加以批驳。

接着有苏汶的介入。他在1932年7月《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表示欢迎胡秋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并自称为“第三种人”。对这种鼓吹“脱离左翼而自由”的论调及其相应的活动，鲁迅在同年11月1日《现代》上发表了《论“第三种人”》。这里讲的“第三种人”，主要是指苏汶（杜衡），但文章的开头却一面反对右翼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抨击对左翼“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倾向提出批评的胡秋原，称胡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鲁迅这一指控，“*”中正好成了文化激进派“杀尽”自由论的依据。《红旗》杂志在1972年3月号上发表的雷军《为什么要提倡读一点鲁迅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