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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主任”后就抓文艺工作，提倡“文艺到军中去”，还有什么“兵写兵、兵画兵、兵唱兵、兵演兵”的活动）夺了他掌握文艺政策的大权。当然，国民党舍弃了老而不中用的张道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文艺的管制，只不过是文艺运动不再由“中国文艺协会”领导而改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来驾驭大局了。

张道藩告别政坛后，还非常关心台湾文艺的发展，有时还写作品以打发寂寞时光。他在1968年1月底，以自己的爱情故事为基础在两天之内创作了剧本《留学生之恋》。这应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在生前，他对友人说过，百年之后希望文艺界的朋友能替他刻上“*文艺斗士张道藩之墓”的墓碑。但后来台湾社会转向多元，在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夹击下，人们对满脸长刺的文艺长官和只会打打杀杀的“斗士”一类人物非常反感，因而尽管他身后的1970年，《中国语文》月刊曾重刊过并单独印行《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但这毕竟是冷灶重烧式的回光返照。也有人替其编辑出版《张道藩先生画集》、《张道藩戏剧集》、《道藩藏印谱》、《张道藩先生哀思录》（张道藩治丧委员会编印）、《张道藩先生文集》（九歌出版社，1999），还有以张道藩为主题的“近代学人风范研讨会（之七）”在1991年2月召开，但张道藩那些崇尚暴力的理论文章及其作品早已在历史博物馆中尘封多年，无人问津。台北罗斯福大厦的“张道藩图书馆”在一场大火中焚烧了大半藏书，已被合并到台北市图书馆；“道藩文艺中心”也几乎名存实亡；“道藩纪念剧院”喊了多少年亦无法落成。

张道藩去世时间为1968年6月12日。他因跌伤脑部昏迷不醒在三军总医院长眠，而未能魂归贵州故里，这对享年七十二岁的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参考文献

魏绍徵：《勇于自任文艺先锋的张道藩部长》，载《文讯》，总第22期，台北，1986年2月。

张堂锜：《文艺斗士——张道藩先生》，载《文讯》，总第66期，1991年4月。

李瑞腾：《文学的出路》，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苏雪林（1）

与寒爵、刘心皇“交恶”的事件

苏雪林于1999年4月21日辞世。在她辞世前的1997年8月，笔者曾在台南专门拜访过她。可她耳已不聪，不能和她当面核实发生在1962年的“文坛往事辨伪案”诸问题。

事情还得从1949年5月20日说起。这一天，台湾警备司令部发布了世界上历时最久的*令。这个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的*令，以其极大的破坏性，打乱了台湾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正常秩序。尤其是《台湾地区*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及随之而来的严禁30年代乃至20年代文艺的传播，切断了五四以来的文艺传统，使得不少台湾作家只好从事“横的移植”而无法进行“纵的继承”。在大专院校中文系，则只能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使“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推迟了近四十年。

所谓“文坛往事辨伪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发生的。一方面是由于苏雪林利用人们对30年代文坛知之甚少的情况，借胡适1962年2月14日去世发表七篇《悼大师，话往事》1的文章，吹嘘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抗战前夕中国大陆文坛的盟主和“一贯反鲁（迅）”的英雄；另一方面，它也是*时代“*抗俄”的社会思潮和蒋介石倡导的“战斗文艺”思想泛滥发展的结果。在这场大辩论中，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似乎是誓不两立的两派。但就三人“反鲁、反左”，都崇拜胡适这点来说，并无根本的分歧。

苏雪林是否“一贯反鲁”？

这场“文坛往事辨伪案”，所谓“伪”，是指苏雪林在悼念胡适的文章中，宣扬自己“一贯反鲁”、“讨鲁”。她是怎样“反鲁”的呢？她说：“我洞烛左派之奸，不能再行容忍，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孑民先生，详述鲁迅品格……劝他千万不可上当。同时知道胡适先生将自海外归来，又写了一封长约四五千字的信给他。——我将致蔡孑民先生书的稿子也附了去，请胡先生一阅。我这封信是1936年11月间写寄到北平胡先生寓所的，谁知胡先生回国之期展延了半个月，12月初始到上海，10日回到北平才读到我的信。他当时回了我一封两千字的信。”2　“当时整个文坛已被左派把持，当然我的反鲁文章无处可以发表，第二年2月间魏绍徵先生在武昌发行《奔涛》半月刊，我将我的信（致蔡先生书也在内）和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