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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就是一个地区的缩影，而一个地区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年轻一点的读者或出身城市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来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生我养我的岩丰村同属红色革命老区，与小说中的双水村并无二致，只是，较之双水村，岩丰村的糟糕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文革”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多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很大一部分农民处于赤贫状态。双水村的孙玉厚一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一点，我个人有深刻体会。我们一家人尽管起早摸黑赚取工分，但还是吃不饱饭，有时竟到了以麦子皮（喂牛的食物）或野菜充饥的境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有所改观，但直到80年代初，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首倡的生产责任制在很多地区仍未实行。我所在的湖南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改革也来得迟缓。我高中毕业的那学年（1982—1983年），我们班有的同学（包括我）仍吃不饱饭；至于菜，一年到头都是吃三分钱一份的南瓜汤。小说写到，1975年孙少平上高中时，吃的是最差的丙菜，这一幕与我的遭遇何其相似呵！

小说还写到，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最大功绩是使八亿农民吃饱了饭，但是，仅仅吃饱了饭远远不够，农民还需要钱，如买肥料、缴农业税、供孩子上学等都需要钱。好不容易填饱了肚皮的农民兄弟们又遇到了新难题。

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个都那么真实，如同我小时候所熟悉的亲人或父老乡亲。

孙家老大孙少安13岁小学毕业，回家帮父亲做农活，能干、坚毅的他逐渐代替父亲成了全家人的依靠，18岁便当了生产队长。他婉拒了自幼青梅竹马而后在城市当老师的姑娘的追求，很实在地娶了个农村女孩子。改革开放后，当事业遭受挫折时，他没有气馁，逐渐成了整个公社闻名的富户。正当全家人春风得意之时，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却患下绝症……我的二哥隐隐然有少安的影子，12岁就回家务农，没有二哥，我就没有希望上大学。少安的不幸是妻子患上癌症，而我二哥的不幸是自己患上癌症。通过做手术，刚38岁的二哥保住了一条性命，但身体永远残疾。让二哥感到高兴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也上了大学。现在上大学的费用是农村人感到头痛的一难题，我听说一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上学的机会。我侄儿每年近万元费用都由我全部承担，不用二哥操心了，算是对他的一点报答。

小说中另一角色——少安的叔叔、大队支委孙玉亭给我印象极深。这位农村“革命家”在农村社队集体中，虽然生活艰难，但革命热情饱满。后来，虽经历了农村改革的洗礼，却仍旧沉湎在过去的集体生活中，有时甚至梦想复辟，再搞集体。他常年衣衫破旧，尤其是那双破鞋，成了他孙玉亭的代号。这个人令我想起我们大队（那时的村叫大队，乡叫公社，有时简称社队）的那位支委“老胡子”。我不知道“老胡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大人背后都这样称呼他——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背后”，当着他的面，社员兄弟们是不敢这样称呼一位大队支委的。与孙玉亭一样，“老胡子”也是常年穿得破破烂烂，平时气喘吁吁，像个痨病鬼，但一旦有集体活动，他就特别来劲，例如开批判会，他总是挺在台上带头挥拳高喊口号，拿木棍或皮鞭抽打地主们。还有一件事也是他的专利：每当大队放电影，都是由他带着几个地主去挑电影机。我们这些孩子们就跟着电影机跑，同一部电影连看五六遍。

田福堂是双水村的最高党政长官——大队支部书记。这位支书给读者的印象并不是太坏。改革之前，他当然是春风得意；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田福堂也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最后还是适应了新的政策和环境。与我们岩丰大队的领导相比，田福堂无疑算是好人了。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们大队的“余书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比田福堂的权力要大得多。如果我给“余书记”及其他支委们戴上“仗势欺人”、“不可一世”、“鱼肉乡里”之类的帽子，社员（现在叫村民）们一定会佩服我精准的眼力。一天，我的一个才几岁的侄儿在路上碰到“余书记”，就指着书记说：“余××，你是个坏人，靠我们养活你！”当时书记的肺应该气炸了，但面对几岁的孩子倒不便出手，回头找我父亲。后来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反正父亲那一向惶惶不可终日，似乎大难临头。大队的支委们还有一个现在想来真是让人不可置信的“嗜好”，就是用各种手段勾引或强迫他们看得上的妇女就犯，有时是集体性出动，而她们的男人只能忍气吞声。面对现在的贪官污吏，有人往往回忆说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