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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小时候上学，老师同学常常将“张诒谋”读成“张治谋”、“张冶谋”，到了农村，乡民们不认识那个字，干脆叫他“张台谋”，现在又弄出个“张银幕”。于是，借着招工迁户口的时机，他将名字改成了“张艺谋”。

从此，“张艺谋”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了。

在农村的时候盼着招工，真的招工进了厂，某些时候甚至觉得还不如农村。在前纺车间，张艺谋干的是重体力活，每天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装进仓库，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工厂比农村更讲政治，张艺谋的家庭出身成了他的巨大精神负担。当初招他进来是为了打篮球，可工厂根本没有专业篮球队，只不过业余玩一玩。再说，“文革”时期工厂在闹革命，没有几间工厂能满负荷生产，工人们有大量业余时间。

张艺谋不甘就这么混下去，一心想调到厂工会去当宣传干事，这大概是当年这种出身又有特长的人共同的愿望。受这一愿望的驱使，张艺谋开始非常努力地参与工会的各种活动，替他们办板报、画画。工会没活干而他又闲的时候，便在仓库的墙壁上涂鸦。

这样努力了3年，进入工会的愿望终究还是无法实现。但厂领导认为不能浪费他的才能，工厂有一个部门很适合发挥他的绘画才能，那就是工艺室。棉纺厂嘛，免不了弄点什么图案设计，需要的恰恰是绘画人才。

张艺谋进了工艺室，开始搞起了工艺设计。工艺设计不仅仅要用笔画，还要拍照片。以前，张艺谋的表哥喜欢摄影，他跟着也“兴趣”过一阵。现在工作上需要摄影了，他因此提起了照相机，并且很快对这东西着迷了。

厂里虽然有相机，但也不可能每天给他练习。他买不起相机，只好向朋友借，然后买廉价胶卷。没有摄影方面的书籍，他便利用休息日去泡图书馆，只要借到这样的书，便没日没夜地抄下来。肖华也认识一些爱好摄影的老师和学生，给他借来了许多有关摄影理论的书籍，还帮他借来了几十本“文革”前的《大众摄影》杂志。有了一些知识，张艺谋跃跃欲试，更想亲手实践。

张艺谋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部自己的相机。可普通的黑白相机需要几百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攒，还为此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咸菜，节衣缩食。最后终于凑够了钱，买回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张艺谋对它爱惜得要命，背着它登骊山、涉八水、临雁塔、攀西岳，将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摄入自己的镜头。

正是用这部相机，张艺谋拍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其中不少发表在《中国摄影》杂志上。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厂大门口贴了一长溜高校的招生简章。许多年轻人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而直到1978年，张艺谋才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肖华给他当助手，替他整理资料。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去了趟北影。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这么多年来，他们招收了无数学生，摄影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的，还真极少遇到。因为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生活历练等方面，那些应届生都不能和张艺谋相比。再看张艺谋，看上去年龄就不会小。一问，28岁，比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限还是大了6岁。

这些老教授们也是爱惜人才的，他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他可以直接去那里报名。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和张艺谋一起报名的人都领到了准考证，却根本没他的分。

好事多磨。肖华的姐夫王涤寰酷爱摄影，1966年就曾报考过北影摄影系，只是因为“文革”才没能入学。其后，他一直自学摄影，在北京艺术圈有不少朋友。他看过张艺谋的作品，认为国家急需人才，应该破格录取张艺谋。为此，他替张艺谋在北京四处活动，最后找到了和他交情颇深的老画家白雪石先生，求白老帮忙。白老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也认为人才难得。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常常利用周末邀请一些艺术家到自己家做客，白雪石是座上宾之一。就是利用这种关系，白雪石将张艺谋的作品带到了黄镇家。为了此事能够成功，白老先生还想了个计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