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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刘勰的时代已大不同于孔子的时代。中国哲学刚刚经历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其思辨哲学的纯粹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孔子式的立论方法早已过时，两汉经学的繁琐迂腐更令人厌恶。相反，玄学讲本体，佛学重逻辑，二者都比儒学更新鲜、更有魅力。在这个时代，刘勰要标举儒学，就不能不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即玄学本体论宏观态度和佛学因明学思维方式。

魏晋玄学也许是中国哲学史上唯一称得上是真正“形而上学”即本体论哲学的纯粹的思辨哲学。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是关于“道”的学说（《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是关于“终极原因”或“第一原理”的知识。魏晋以前，中国罕有这种哲学。先秦两汉哲学，主要是政治伦理学（如孔子、墨子、韩非子）和宇宙构成论（如《易传》），它们的“道”，都基本上不是本体论意义的。直到魏晋，才进入哲学本体论阶段。玄学家们已不满足于对社会伦理和天地起源等具体问题的规范和描述，即不再停留在世界由什么构成、是否有神的目的和人们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这些比较简单的哲学答案上，而把探索的目光深入到所有这一切存在的根据和终极原因，研究万物万事万有即现象界之上、之后是否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本体。尽管玄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唯心主义的，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却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的一大进步。

与这种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相适应的，是新的哲学方法的提出。为了论证“以无为本”，玄学家们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认识原则。因为作为本体的“无”或“道”是无名无形、无声无臭、超言绝象、不可感知的。连刘勰也说过：“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状辞可得喻其真。”（《夸饰》）也就是说，可以感知、摹拟、界说和规范的只是形器、万有，形器之上的道或万有之后的无是不可言说的。然而不可言说，则无从确证其为本体；一旦言说，则失其本体之为本体。为了解决这个两难命题，玄学方法论的办法是既要以言表意而又不可执著、拘泥于言，谓之“得意忘言”。玄学从庄子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这一方法对于长期被两汉经学繁琐章句之术禁锢的头脑来说，不啻一剂清醒剂，于是立即风靡整个思想界。更何况玄学作为一种思辨性颇强的哲学，建立了自己一整套有着一定逻辑序列的概念、范畴体系，如有无、体用、本末、一多、言意等，以便于抽象理论问题的探讨，这就突破了孔子儒学的旧有思维模式，并给予《文心雕龙》以直接的影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　时代骄子（9）

长于思辨的玄学与讲究逻辑的佛学相结合，其影响就更加不可估量。佛学进入魏晋以后，一改东汉时依赖神仙方士道术而行的妖妄面目，借玄学之力而风行全国，其哲学意味也随之大增。究其所以，一方面固然因为玄佛二家都以现象背后的精神本体——“无”为最高真实，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都注重对定理、命题的论证。佛学论证经义，有因明之学。“因明”为五明之一，即：讲心身论的内明、论文字语言的声明、医学的医药明、工艺技巧的工巧明和察事辨理的因明，所以因明即是明因，也就是思维推理、弄清所以然的方法。因明学的主要著作《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虽然分别于公元647年和649年才由唐玄奘译出，但因明之法和重逻辑的精神当早已随佛经本身传入中国。试看僧肇等人的著作并不以妖言惑众，而是层层演绎，言之成理，便或可得知其中消息。实际上，要知道，佛学要在颇有哲学头脑的知识界传播，单靠一些唬人故事，显然是行不通的。佛教的玄学化，可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哲学背景之下。他少时依沙门僧佑，接触了大量的佛经和玄学化的佛学，深知以玄佛二家的逻辑力量，马郑诸儒那一套不足以抗衡。他在《序志》篇中说：“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在尊儒和自谦的背后，也未尝没有更新方法的意思。这一点，在评价他以前的文论著作时，就十分明显了：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