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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①，各类艺术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如果说，诗、音乐、舞蹈更重表现（抒情、表意）的话，那么，赋、绘画、雕塑则更重再现（状物、记事）一些。所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诠赋》），也许正无意之中揭示了赋与造型艺术的相似之处。所以刘勰说：“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诠赋》）。这虽然主要是就状物“小制”而言，其实也是赋体的共同规律。因为刘勰已指出，赋是诗的一种变体：“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它发展了诗中记事状物的成分而加以铺陈排比，无论皇皇大赋，抑或状物小篇，都无不“重沓舒状”，“极声貌以穷文”，与《诗》那种含蓄、隽永、淡雅、要约的美学风貌迥异。正是赋的这种特征，使它“与诗画境”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第五章　性情之数（3）

但是，与强调“赋体物而浏亮”的陆机不同，刘勰似乎更注重作为“情文”之一种的赋的情感性。《诠赋》篇一开始就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就明确指出，赋不过是诗的变体，本质上仍是“情文”，当然应该以“述志为本”，所以虽云“赋体物而浏亮”，但“体物”归根结蒂还是为了“写志”。因此赋中之“物”，也就应该是前述情物交融之“意象”。正是本之于这样一个规定，刘勰才在解释《毛传》所谓“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观点时指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诠赋》）。这种强调为“写志”而“体物”的观点，正是刘勰关于文学表现特质的思想的体现。

同样，在论述说理散文和应用散文时，刘勰也坚持了同一观点。在文体论部分，刘勰具体分析了这类文学的美学特征。例如：“颂唯典雅，辞必清铄”，而“赞”则“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颂赞》）；铭箴以“文约为美”（《铭箴》），谐隐则“辞浅会俗”（《谐隐》）；檄移“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檄移》），封禅则“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封禅》）；再如“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章表》）；又如议对“文以辨结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议对》），等等。这里面有许多是从形式（辞采）方面谈的，但也有从情感方面谈的，如诔碑要求“观风似面，听辞如泣”（《诔碑》），哀吊要求“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哀吊》），这两种文体，已近于表现艺术，而杂文则更是如此：“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所以“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间，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杂文》）。这里的“气”，无疑是一种情感力量，即我们在以后要谈到的作为“风骨之本”的精神因素，也就是《情采》篇谈到的“志思蓄愤”和《养气》篇谈到的“申写郁滞”。因此，所谓“申志”、“表志”之文，也就可以广义地看作一种“言志”、“缘情”之作了。

杂文讲气势，檄移则重声威，它应该“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檄移》），这种“武怒”无疑也是一种情感力量。正是它，使人感到威武狞厉之美。杂文和檄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却仍具有艺术的魅力，秘密也许就在这里。

如果说，杂文、檄移之类强调的是情感力量，那么，论说、议对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