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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李森先生忽然摇身一变，变成活圣人啦，而是说在没有深入地弄清楚问题的症结之前，就下论断，而这论断又是具有毁灭性的，便有点不对劲。

台湾省教育厅发言人李正先生那一段话，真使有识之徒向他欢呼。于是我想起一件事，想当年刘真先生当厅长的时候，有一位国民小学堂教习，一时大发脾气，把一个小学生揍了一顿，这一揍揍得全体哗然，刘阁下学问之大，不亚蔡李，当下就下令扣发该教习的毕业证书。柏杨先生曾呼吁他手下留情，可是这年头小民说话，就好像凉水灌到破桶里。现在李正先生又发起虎威，一口咬住，恐怕李森先生要糟。

呜呼，洋大人传统的两值逻辑里，有三大定律，曰矛盾律，曰排中律，曰统一律。成为几千年来人们思考的惟一工具。盖柏杨先生就是柏杨先生。柏杨先生不能同时是柏杨先生，又同时不是柏杨先生。柏杨先生一定是柏杨先生，或一定不是柏杨先生，二者必居其一。那就是说：“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于是乎我最怕带我的孙女看电影，她阁下今年四岁有半，只要一开演，你瞧她问吧，“公公，那男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呀？”“谁是好人呀，谁是坏人呀？”问得我火气冲天，但也不禁敬佩交加，别看她年纪小，她用的却是两值逻辑也。古之圣人，也有同样贡献，抡起程咬金先生的大斧，把人类血淋淋一劈为二，一边站的是“君子”，一边站的是“小人”。到了今天，李正先生挺身而出，问曰：“李森先生是好人呀是坏人呀，是君子呀是小人呀？”结论也是他自己做的，李森先生始乱终弃，自然是坏人，既然是坏人矣，也自然认为他不配为人师表矣。

在这种两值逻辑下产生的观念，无一不是对立的和相反的，若“是非”，若“生死”，若“好坏”，若“黑白”，若“真假”。我们不是说两值逻辑应该取消，它仍有它的崇高价值。而是说由两值逻辑产生的观念，往往具有可怕的危险性，盖两值观念是一种排他性观念，专门向人类感情系统挑战。好比说，柏杨先生是个臭男人乎？抑是一个娇滴滴的如花似玉乎？这答案是两值的，不是男就是女，不是女就是男。但如果要问曰：柏杨先生是好人乎，抑坏蛋乎？恐怕答案就不能两值了矣。像你阁下，天天拜读《倚梦闲话》，肃然起敬，在你阁下心目中，柏杨先生不但是好人，而且还好人带冒烟。但巷口那个卖西瓜老头，恐怕就不那么想法，有一天一个朋友来柏府串门，忘了门牌，向他打听，该老头把尊头一扭，假装没听见，吾友曰：“你们都是邻居呀，何必这么凶哉。”他跳高曰：“我不跟这种人邻居。”光说不算，为了加强吾友的印象，还往地上唾了口痰。其实我并没有得罪他，只不过前年赊的西瓜账，一直周转不灵，他上门要了几次，都被老妻轰走；更加上去年夏天，他家的鸡跑到我后院参观，我就杀而吃之，被他发现，骂了一条街而已。

呜呼，人生的评价是多值的，尤其是社会逐渐工商业化以来，一向变化很慢的道德标准，突然间大起波动。跟战争武器一样，简直日新月异。吾友杜兰先生论之曰：“有工业和政治的道德范畴，也有爱情和婚姻的道德范畴，埋怨现代男女不贞的人，可能在窃取财物或背叛国家。我们为一个失去贞节的女郎发抖，但是从不想把贪污者送入监牢。一个人可能对他的孩子宽厚，而对他的部属凶暴。一个人可能为了钱出卖他的灵魂人格，却是一位有名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一个人可能暗中偷窃，或瞒着他太太在外面搞女人，但在他们教堂里，和他的办公室里，以及他的邻居朋友中，却得到普遍的赞扬。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

杜兰先生最后一句话，应该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盖泛道德主义一旦侵入政治领域里，就准出现那种“开除学籍”“不足为人师表”的精彩节目。韦政通先生在《文星杂志》上写了一文，题曰：《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画时代的名著也。全文太长，一时抄不完，且介绍一段于后，韦先生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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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值和多值（2）

“把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中国过去因为道德意识太强，弥漫在传统文化中，不但各领域中的文化遭受极恶劣的影响，就是道德本身，亦因越位的关系，一面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