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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为中国革命培训政治工作者，如同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样。招收的几百名中国学员由国民党或共产党指派。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有两名学员的情况是很有趣的。蒋介石为了表示积极，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当时仅15岁）参加第一批学员入学。另外一位不久到达的学员是由中共留法小组推荐、比蒋经国大8岁的邓小平。邓这时已经过工作锻炼，所以担任了学校内共青团支部主席的职务。年轻的蒋经国为当时俄国共产党人表现非常突出的艰苦、无私和国际主义精神所鼓舞，也参加了共青团（他本人后来这样回忆）。在上操的时候，因为两人个子相仿，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最后作为台湾国民党政权首脑病故的蒋经国常常站在一起。①

①见斯诺着《复始之旅》，第100页。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1923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①之前，在这些学员中是难以分辨的。但在此之后，国民党右翼学员看出了苗头，以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讲师某些过左言论（把孙中山说成是“乌托邦主义者”）为借口，抱成一团，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把孙文主义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对立面。蒋经国倒不在这伙人之内。在左派和右派长达3天的辩论中，他宣读了一封告诫父亲蒋介石的信，指出，反对共产党就是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及背叛革命。他还指出，这样做同蒋介石过去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蒋介石过去曾公开赞同国共两党合作，并在演说中说到这一点时常常戏剧性地挥舞手势。）②

①蒋经国在苏联一直呆到1937年。像许多外国共产党人一样，他在那里用俄文名字“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他先上中山大学，后到列宁格勒一所军事学院学习，再后来参加苏联第一座大型机器制造厂“Uralmash”（在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建设，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党组织和市苏维埃担任各种干部职位。（参看《独裁者的继承人》，载苏联《远东问题》（俄文）杂志，1988年第6期。作者是一位名叫沃龙佐夫的苏联历史教授。本书作者曾读到该文的中译文但未见俄文原文。）

②“中山舰事件”详情见本书第七章。

1926年末和1927年初，两派学员之间的分歧由于北伐势如破竹、大家都欢欣鼓舞而隐没下来。1927年3月，当上海工人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奔上街头，高呼“上海是我们的！”，狂欢庆祝，路上的莫斯科人也参加进来。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在莫斯科的中国人都会被人称作英雄。“上海无产阶级万岁！”和“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声溶合在一起，因为蒋介石是军事指挥员。不但在莫斯科，在其他苏联城市——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基辅、敖得萨、海参崴——和一些西方国家，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世界革命20年代初期在欧洲遭受阻碍和挫折、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也失败了，但现在看来在东方却正在复兴。

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一切都变了。上海工人曾经为蒋介石成为一个解放者铺平了道路，现在当工人们上街欢迎他的时候，他却向他们开枪。在莫斯科的学员中，亲蒋的都陆续回国了，许多人被派到特务机关工作，因为他们对左派的了解“很有用处”。左派学员们仍留下来，其中有17岁的蒋经国。在一次集会上，他宣布说，“我不再是蒋介石的儿子……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已经死了。他不但是中国工农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这些话在《消息报》上发表后使他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老子反革命、儿子革命”的范例。

到了这一年7月，当武汉国民党不让蒋介石专美于前、继起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时，在中山大学和其他任何地方，国共分裂就绝难避免了。

使事情复杂化的是苏共党内斯大林一托洛斯基之间的斗争，而且同“中国问题”交织在一起。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季克同托洛斯基有关系，还曾请他来校讲话斯大林也对学员们做过报告。那是在5月13日，即在蒋介石叛变之后。武汉汪精卫叛变之前，他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危机及前景的10个问题。①这一年11月间，托洛斯基和他的几名主要盟友和支持者（拉季克包括在内）被开除出党。（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为外国革命学生知道，因为按照当时苏联的作法——以后就改变了——外国革命学生都被邀请参加苏共的活动，甚至旁听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争论。）

①有关记述之一是《青年时代的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