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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毋宁说，只有一个主张爱情自由的人才懂得真正爱一个人，他爱起来是不会虚假的。我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我决不会抛弃一个共患难的伴侣，尤其是因为，她如此爱我，我已成为她的全部生活和惟一寄托，就更不可能做出绝情的事情了。我无比真诚地写了许多这类话，毫不怀疑自己一定会信守发自心底的誓言。可是，女人的直觉比书生的抒情更接近真理，敏子依然处在深深的不安之中。

在一次通信中，敏子明确告诉我，她之所以对我不放心，不是因为我的为人，对此她是信任的，而正是因为我对问题的通达看法。她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把爱情视为人生主要价值和婚姻惟一理由的人，却和自己不太爱的人结了婚，他一旦有了接触更多异性的机会，必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无论人品和良心，还是共患难的经历，都将阻挡不了那件事情的发生。也许正因为如此，在相当时期里，我们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自欺之中，尽管方式不同。她常常对人兴奋地谈论我，说我如何好，如何爱她，我则不断地向自己也向她陈述理由，证明她是值得我爱的。在她是感觉到了危机，便急于逃到自己编织的梦境中去，在我则是要抵御爱情之梦的诱惑，便竭力美化既成的婚姻事实。我不愿正视明显的缺憾，仿佛必须到有一个人出现，使我积压的爱欲如火山般爆发，才明白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

这个人必然会出现，也果然出现了。1980年春天，我在一次郊游中遇见了她。树林里一个人影，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一只手托着腮帮，如一座雕像。她对同伴悄声说：“瞧，罗丹的思想者。”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小男孩在野草丛里追扑蝴蝶，她脆亮的声音喊叫起来：“你们看那个人多可爱呀！”然后立即跑过去，加入了追扑蝴蝶的行列。可是，当某名刊总编辑驾到时，人们纷纷起立握手，惟有她坐着不动，总编辑特意走到她面前，她也只是微笑着伸出手让握了一下，毫无起立之意。我把这些细节看在眼里，怦然心动。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孩，如此天真烂漫，又如此脱俗。

后来我就经常见到雨儿了，并于一年后开始恋爱。旁观者说，没见过三十多岁的人爱得这样疯狂的。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恋爱的滋味。洪水滔天，我除了接受灭顶之灾——或灭顶之极乐——外，别无选择。雨儿也真是可爱，那一年她二十四岁，整个人放射着青春的光彩，脸蛋透出天然的娇媚，性格非常好，自然而健康。一个女同学在她的毕业纪念册里题词说：“你的优点令人绝倒，你的缺点可供玩赏。”她的确生动，你看她整天无所用心似的，说出的傻话每每令人捧腹，却又会突然说出令人叫绝的精辟之言。

从1981年相爱到1988年结婚，我们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路。敏子太可怜，一旦失去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开头几年不考虑结婚，只做情人。因为偶然的原因，我们的事被双方单位知道了，好在那时我已毕业并留在哲学所，仅受了批评，而她却付出了代价，毕业时分配工作甚不如意。由于前途的不确定，至少这是原因之一，她一度动摇，把我搁下半年之久，让我尝尽了恋爱中的酸甜苦辣，包括失恋的滋味。当我终于熬了过来时，她又一脸轻松地回到了我身边，然而是义无返顾地回来了。我说：“你是一个玩水的孩子，把我的生命之海搅得沸沸扬扬。”她说什么？她说这句话好，赶快记下来。毫无办法，她是一只小动物，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她的迷乱、荒唐、背叛，都是出于自然，所以我只好原谅她，在她最不驯顺时仍然欣赏她。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向敏子隐瞒我与雨儿的恋情，事实上也瞒不住。每年探亲假，我去资源，或她来北京，敏感的她不会觉察不了我的情绪异常。那件她一直在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的反应是矛盾的。有时候，她表现得极其通情达理，甚至高尚，表示完全理解我，说我不应当压抑我的艺术家天性，而和她在一起就必然受压抑，劝我快些离婚。有时候，她又激烈地责备，愤怒地控诉，发誓就和我这么过下去了。我知道，这两者都是真实的，所谓理智和情感的冲突，而比这两者更真实的是她对我的依恋，她的痛苦和绝望，往往通过目光和眼泪表现了出来。然而，我们都明白，覆水难收，分离只是迟早的事。这是无情的一步，但我不能无情到把她扔在山沟里，只要她走不出资源，我就不离婚。她于1987年调到北京，安定下来后，我们办了协议离婚手续。那一天，她显得平静而自尊，她在分手时刻的表现赢得了我的永远的尊敬。

何尝想到，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