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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正面评价和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这本书毕竟是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评价上的这种巨大逆转自然会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二，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不同于一般哲学书，流畅而富于激情，因而能给人以新鲜感，也容易被普通读者接受。事实上，当我写作时，我始终浸润在尼采本人文字风格的氛围之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影响。其三，最主要的是，我在书中借尼采之口谈了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许多地方，简直分不清哪是尼采说的，哪是我说的。我一面阐发尼采哲学，一面我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如同找到了突破口一样喷涌而出。当我对尼采发生巨大共鸣之时，实际上已把尼采在昨日欧洲思考的问题转换成了我自己的问题，而读者的巨大共鸣表明，它们也是今日中国许多人面临的问题，触及到了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人生困惑和精神危机。所以，若要论这本书的地位，肯定不是在学术史上，而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上。对于我自己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使我明确了我的哲学研究方向应是我一向关注的人生课题，因而可以看做我的哲学之路的真正开端。

在出书同时，我还在北京和外地一些大学做讲座。最难忘的是平生第一次讲座，书尚未出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近千个座位坐得满满的。我刚开口，突然停电了，讲台上点燃一支蜡烛，底下一片漆黑，我感到自己像在布道，讲的却是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刚讲完，又突然灯火通明，全场欢呼。除大学外，我还应邀在一些高层干部学习班上讲尼采，主办者包括团中央和省委宣传部，这很能反映那个年代气氛的活跃。在团中央的班上，听众是全国大学团委书记二百多人，我讲完后，一个当年著名的德育专家要求也安排他做讲座，名曰消毒，被主办者婉言拒绝。

如果说《转折点》是我在两个月内一气呵成的即兴之作，那么，我的博士论文《尼采与形而上学》的分娩过程就格外艰难了，从动笔到完稿拖了一年多，直到1988年中才完成，致使答辩和毕业也相应延期。在这部也是十八万字的著作中，我自信我的学术能力经受住了考验，对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思想和建树给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分析，证明了他不只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的诗性哲人，更是一位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有着透彻思考并且开辟了新思路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汝信为我组织了一个堪称最高规格的答辩委员会，聘请了学界耆宿贺麟、冯至、杨一之、熊伟诸位先生，他们不久后均相继去世了。此外还有中年俊秀叶秀山、王树人先生。贺麟先生担任主席，他当时真正已经老态龙钟了，走路和说话都很艰难，需人搀扶和传达。冯至先生不愧是德国文化领域的大学者，十分熟悉尼采著作，指出了两处事实性错误，我查书后均得到确证。我与汝信的师生之谊可谓淡如水，非十分必要我是不去打扰他的，但我始终感谢他在指导我时所表现的开明作风和默默提携的善意。我的博士论文于1990年9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在叶秀山和我主编的“博士论丛”丛书中，仅印了二千册，出版后无声无息，与《转折点》适成鲜明对照。不过，亏得有了这本书，哲学界的朋友再不敢说我只能写通俗小册子了，一些海外学者对此书也十分推崇，台湾一所大学哲学系还把它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总的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认识。我读到两本论尼采在中国的专著，一本是国内的，一本是在德国出版的博士论文，都辟专章谈我的尼采研究，但主要都是谈《转折点》，对此书则一笔带过。我自己认为，就学术水准和思想深度而言，《转折点》完全不能与此书相比，写《转折点》时我不过是尼采作品的一个爱好者，而在这本书中，我真正进到了尼采的问题思路之中，其深入的程度还很少有人达到过呢。

在终于卸下博士论文的重负之后，我便宣布与尼采告别了。常有学界的朋友表示惋惜，他们认为尼采如此重要，我又做得不错，太应该做下去了。我自己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虽然做尼采翻译和研究也使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但我不甘心把全部精力耗尽在某一个思想家身上，哪怕他是尼采。尽管如此，我仍一直在做一点翻译的事，累积起来已有百万字，准备在校订后出版。

六、越胜和他的沙龙

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