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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种树，他规定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择宜造林外”，其余“家宅田园之隙地”，“河流道旁之旷土”，凡“可容树株者”，均令各县知事通令栽植，做到人树一木。“乡下会栽种树的人很多，凡不会栽种的，要问问会栽种的；凡会栽种的，务必说与不会栽种的不要就和以前的样子，有些本事便不肯告人。”

关于种棉，则采取奖励的办法。他说，“有人说山西韩侯岭以北，棉花多涨不开。其实都是种的不得法，种过一年，见棉桃不能涨开，便不种了。要知道年年采取早熟的种子，就一块地里种植，人民也渐次的惯了，土地也渐次的熟了，究有涨不开的道理呢？”因此推广之初的1917年，先以“三千块大洋登报悬赏，教人民种棉，秋天将各县所开的棉桃，送到省城，开会陈列”。 翌年，再拿三千元奖励，进一步推而广之。同时制定试验规则，开设试验场，培育早熟种子和改良品种。

关于造林，其一，他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及每人必须种植树木的株数；其二，成立六个专门性机构——林区，专事育苗及调查造林适宜地段事宜，进行造林指导；其三，在各县成立林业促进会，以督促推动各县造林之事。

关于牧畜，他规定在省北不宜种棉之地，开办牧畜，以弥补农民收入之不足。牧畜首推之畜种为羊，而养羊又以养收入较高之外国羊为好。1918年，他着人专“从澳洲购回美利奴种羊600头”，同时在省城“设立模范牧场一处，并晋南北各设分场一处”， 分别饲养，从而培育优种羊，进行繁殖，进而向各县推广。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4）

此外，剪发，属于破除旧习，阎主张以劝导禁绝为主，“必期逐渐剪除净尽而后已”。而男子吸食毒品，女子缠足，则为“治生大害”，“务在必除”。尤其是男子吸食毒品，更为必祛之“痼疾”，故列为所除三弊之首。禁绝毒品，包括“禁止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等。其方法、步骤，阎锡山于1918年1月15日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称：

窃查中英禁烟条约内载：“民国五年九月至十一月为全国种烟禁绝期，六年三月至六月为全国吸烟完全禁绝期”。山西禁烟一节，早经呈报肃清，运烟、吸烟，亦各依据条约期限，次第禁绝在案。惟以向系产烟最旺省份，吸食之户，比较他省尤多，六年六月吸烟禁绝以后，官厅赓续查禁，不遗余力。而前此烟民，因戒后犯病断而复吸，或吞服代用药品者所在多有；又兼以山西北界内蒙，西邻秦地，近数年来盗匪骚动，出没无常，黠民乘机窃种，奸商无赖，藐法输运，希图渔利；贩运一日未绝，则吸食一日难净。近复以烟价奇昂，由外阜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实繁有徒，非假借洋商名义，即冒充入口货物，稽查既难，破获非易，纵即发觉，因罪行甚轻，不足蔽辜，侥幸之心，未能消除。查吗啡之毒：施打，则残毁肢体；吞服，则腐烂肠胃；其害更烈于鸦片。……山西自有外来鸦片及吗啡之消耗，现金输出，每年约在一千万元以上。民国改建以来，社会经济，入不敷出，各县纸币，到处充斥，不有根本上之救济，流弊必及于省城。各县因无现款，纯用纸币交纳省库，名为收入，其实废纸。……综上各情，不得不通盘筹划，另图禁烟方法，以扫除余毒，并为金融上根本之救济。锡山与各厅道等，再四磋商，拟将前此烟民，因戒犯病者，由省派员，会同县知事，督率村长副，一律按户调查，非烟民者，令其五家出具互保切结，无互保者，以烟民论，分配药丸，限期治疗，期满后，再经发觉，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从重处办；于治疗期间内，发觉吸食毒品、施打吗啡、及吞服含有吗啡之药丸者，仍依法分别治罪。至于禁运一节，迭据平阳镇守使，河东道尹，暨荣河、兴县知县，离石驻防连长，及本署密探报告：“陕西匪徒，本年大种鸦片，拟运入山西售卖”，嗣后如遇大宗贩运鸦片、或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拟援照滇省禁种烟苗所定军法从事办法，尽法惩治，以绝来源。其小卖者，情节较轻，仍分别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处办　。

“六政三事”之推行，从1917年10月1日“六政考核处”成立算起，到1923年春“六政考核处”裁撤（归并到“村政处”及其他机关）为止，前后历时将近六年。实际效果如何？据“山西政治述要”称，“六政则剪发最好，天足、水利、种树、蚕桑次之，禁烟又次之；三事则种棉最好，造林次之，牧畜又次之。”其具体成效如下：

水利方面：

共开渠　504道 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