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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天不言语了，只是行动。他向来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凡事总是先去笃定地实践。至于后果，至于意义，不是他喜欢思考的。只有行动，才具有王者风范，充满了阐释一切的可能性。

徐天就像一个笨拙的屠夫。

他们只有十九岁。他们执著而认真地生活。他们仿佛通晓了世界上的一切真理，他们胆大妄为又谨小慎微，他们妄图解释世界建立新的秩序。

他决绝而又优柔，鲁莽而又温存，他用尽了一切矛盾的心理来面对眼前的这个女人。

他的姿势既像是在朝拜又像是在征服，仿佛在苦苦乞求，又似在有力宰割。

十九岁，这是一个最最危险的年龄。在1977年的历史时刻，尤其显得有些风生水起，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

未知，彼此都未知。对自己，对他人，对性。甚至在那一瞬，感情也开始变得虚无缥缈。可是，居然可以，居然成功。他和她，如此贴近地看着彼此。吴晴已经满含泪水，不知道为什么，她只想哭。虽然这一切都是自己在那一瞬间决定的，而且在某一瞬间，她也充满了不可名状的、以前从不曾体会到的快乐和感动，但她还是想哭。

她突然看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看不到自己，看不到所有的亲人，只看到这个距离最近的男人。而他，和自己，又是那么的不同。

一种夹杂着孤独、欣喜、感动、怜悯、牺牲精神以及茫然无助的感觉紧紧攫取了她。一切停下来的时候，她忍不住像七岁的时候，丢失了自己的布娃娃那样，哀哀凄凄地哭泣起来。

“会怀孕吗？”她像询问上帝一样，充满了虔诚和信赖。

“不会的，绝对不会。”徐天本能而坚决地回答，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空谷回声。

一切都变了吗？这一刻，突然，我不再是我，你也不再是你。我们从我们身上分离了，分离出来，看着一对疲惫的、失神的、莫名感伤又成竹在胸的男女。他们，怎么了？他们突然由幼小的孩子变成成熟男女。可是这成人仪式却更加暴露出了他们的青涩。

外面，阳光灿烂得使人忧伤，劳动的号子喊得甜蜜。他们再次仓皇忐忑地注视着彼此，又躲开了彼此的视线。

“徐天，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啊，我等你……”吴晴眼神幽怨地靠在徐天的肩膀上说。

徐天在心里承诺着。但此时他不想想象大学，他想要站起来，走出去，去找费兵，去痛痛快快地割一垄麦子，去田野里好好跑一圈，去河道的开阔处坐着自制的冰车好好溜几个回合。

他的心已经站立到了陇口石人山的山顶上，茫然眺望。只有他们的身体还在一块纠缠着，一时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分开。

三　办公专用章

徐天和费兵早上5点就起来，搭老乡万喜的拖拉机来到县城打电话。电话没打通，却差点误了高考报名。

徐天从电报电话局里怏怏地走出来，说：“走，赶紧去报名。”刚走几步，他猛地停住了脚步，从知青点出来时，他的军挎没有带出来！“他娘的，光记着打电话了。”徐天暗暗骂道。

公社的介绍信在军挎里面，没有介绍信怎么报名呢。介绍信的内容不是问题，关键是公章。公章代表着组织，徐天、费兵的组织就是陇口公社。陇口公社的公章就是一切政策的代名词。不管组织的政策是多么体恤个人，总归还要落实到章子上，否则再好的政策也是空口无凭。因此，公章是个人和组织的纽带。个人想要干什么，必须通过组织的同意，而组织同意就必须通过公章这口红色大嘴来宣布。这张大嘴的出现总会让你无比踏实，即使它偶尔不清晰，经常因为印泥发干模棱两可，但正因为它的伟大，它的骄横，所以连这不清晰也是可以谅解的。

不可一世的十九岁青年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无法不沮丧。

费兵看着焦急的徐天：“天哥，我去拦车，万喜的拖拉机说好什么时候返回公社？”

“来不及了，费兵。”徐天幽幽地说。他看着远处一个刻字老头，点燃一根烟，恶狠狠地甩给费兵一支，破釜沉舟地走过去。

大爷告诉他，刻一个章两角钱，徐天心里有底了。他把为报名准备的五角钱给大爷，说他要刻公章。

刻字老头显然是不愿意。他正盯着一局民国残棋出神，轻描淡写地说：“士有所为有所不为，咱干不了这事儿。”

徐天不说话，低头看那棋谱。是他去年春节回去和爸爸刚下过的，他脱口而出：“出将，入相。”接着又说：“大爷，我就是为了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