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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的整整十年间从来没有做到的。人民币克服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由此逐步获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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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领取了人民币

1948年12月，北京西郊海淀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当时金圆券2元折合人民币（当时又称为人民券）1元。其他如长城银行券及各种解放区流行的钞票各有各的折合率。但物价飞涨，附近老百姓到清华园内卖菜、肉、鸡蛋等，都希望他们以煤油、面粉去换；对于各种钞票都不够信任。金圆券已受到唾弃，而对人民币还不放心。

1949年1月10日下午，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教育委员会张宗麟等同志来到清华园，在大礼堂开会。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主持。钱俊瑞宣布：正式接收清华大学，成为“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解放的大学”。并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方针：“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提倡民族主义、民主思想、科学精神。在校内，取消国民党教育中之训导制度，取消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一切暂维原状，薪水仍用等级制。至于高等教育的改进方案，待北平解放后，统盘筹划。”

共产党接管清华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暂时先给他们发放人民币和一部分粮食，教授可以得到大约900元人民币和30斤小米。这是他们头一次领取人民币。

1月15日，从张家口运来的小米还没到，每人先分得20斤玉米。但因物价飞涨，900元人民币实际上连一袋（44斤）面粉也买不上，买肉也就15斤左右。第二天，浦江清教授领到人民银行现钞400元人民币，浦江清夫人也领到200元人民币，就约了朱自清夫人、余冠英夫人、杨业治夫人等一起去买菜，猪肉65元一斤，花生米25元—斤，纸烟25元二十支，“蔬菜价亦甚昂”。金圆券已停止使用。

1月22日，因为传说“傅作义投降了”，海淀市面上的物价有所下跌，肉40元一斤。然而到了第二天“和平之音尚未证实”，而且还隐约听见炮声，“西郊物价又上涨”。

1月29日是旧历新年，虽然清华园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穷，花生米、纸烟、杂糖及他家自做的赤豆糕都成了珍品，可是大人小孩都很高兴。不过在1月31日举行的教授会上， “教授们因过年过得太穷，大发牢骚，说话不客气，主席冯公（文学院长冯友兰）多方辩护，也很失态”。

浦江清日记1949年2月2日载，清华大学委派代表到青龙桥去与文化接管会接洽，据说：“不久即有100万人民券及若干斤小米可发到清华以应急。教授每人仍同上次，可得人民券900余元，小米60斤云。至于1月份正式薪金则根据去年11月份南京政府所发薪水及一袋（44斤）面粉、200斤煤球之价值，折合成当时购买力之小米数，以此为标准而发薪。如此则教授最高薪额者可得1300斤小米云。”

1300斤小米，价值为标准银圆68圆，相当于今2050元。这个数字，也就是1948年8月金圆券改制时教授的薪俸额，或11月份国民党政府所发放的教授月薪。

教授们的心态，初步得到平衡了。

有此消息，所以浦江清仍去“定冰”，就是按照老北京的习惯，冬天在自家冰窖里库藏大冰块，留待夏天作为“冰箱”冷藏食品。日记写：“今年定1500斤，与杨家合定。去年浦家单定1000斤。起初认为今后或许伙食很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搁到冰箱里面的，所以要把已定之冰勾销。经商量后，姑且又定下了。1500斤冰要60斤玉米这代价。”

1949年2月5日：“下午发薪。仍非1月份全薪，乃是一部分维持费，数额同1月15日所发。教授约可得人民券千元，此外每个同人得小米60斤，比上次多20斤。企罗（夫人）也得到小米30斤，人民券300余元。出纳处但发支票，未领到现款。”

这次旧历年，工钱及赏钱，家中雇佣的老妈子得到200元人民币，相当满意了。

1949年2月7日：“上午到海甸去买肉菜，猪肉50元一斤，买了二斤。纸烟两盒，70元。企罗要吃的中药两帖，90元。生花生30元一斤。赤豆8元一斤，白米15元一斤（要了廿斤）。这次海甸之行，用去我950元。昨天所得到的钱，一天内已用得差不多了。以购买力而论，则人民券千元，可购白米七十斤，仅合战前大洋5圆而已。而现在市面上袁世凯头大洋，确是180元人民券一个；所以人民券千元合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