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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小米万斤。看来文化部给文研所的办公经费是上不封顶的。行政编制也很特殊。只有几十个学员的“研究所”，能建立一个有几万册图书的图书资料室，图书管理员最多时达8个人，比一个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人多两三倍。图书资料也全部由文化部出钱购置。

在文学研究所，对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无论原来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无论是工人、农民、战士，还是干部、教员，来这里后一律享受供给制。从学校的角度，他们是学员；从组织的角度，他们都是党的干部。

学员徐刚说：“那时实行供给制，保留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按大、中、小灶待遇。凭一纸介绍信，就可以乘志愿军的车，吃部队的饭，领志愿军的棉军装、皮帽子、棉鞋。到地方去就吃地方的大锅饭。”

那时，一看你吃的是什么灶，身份不言自明：小灶当然是高干，中灶是中层干部。

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朱靖华，到了文学研究所以后，开始很不适应。据朱靖华回忆：“那时的等级观念很重。我原来是学生，不大懂，后来才明白。这是由战争年代长期的‘供给制’演化而来的。我来文研所吃的是大灶，使用的是简陋的三屉桌，椅子是木头板的，这是最次的待遇。秘书以上可以用两屉一头沉带橱柜的桌子，并配有小书架。学员是‘研究员’，可以用软椅和一头沉桌子。一般吃中灶的处级干部用大的一头沉，有三个抽屉，还可以用软座沙发椅，并配有大书架。我是连书架也没有的。当时是供给制，夫妻不在一起吃的很多。例如丈夫吃中灶，妻子吃大灶。所长级干部吃小灶，丁玲吃小灶（有的说是特灶）。”

这样一来，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就都实行了供给制。

文学研究所的一对夫妇（王景山和李昌荣）的回忆，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的图书资料员李昌荣（女）说：“（供给制转为）包干制，给一点钱，根据资历分级别吃大灶、中灶、小灶。我是部队转业到文研所的。在部队，我是排级，到文研所就给我一个班长级待遇。那时的思想很革命，随便怎么都行。一个月给我二十几元。我用10元缴饭费，给我妈寄5元，剩下的就不够用。王景山（李昌荣的丈夫）是三十几元。”

小知识分子王景山，在来所之前已是南通师范的教师，已有较好的收入。他说：“我一来丁玲找我谈话说你来以后，要吃大灶，和外面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文艺单位。她说，比如杨犁，在外面肯定是领导干部，可到我们这里也是吃大灶。她知道我和杨犁是同学。杨犁当时在《文艺报》做丁玲的秘书。”

图书资料员李昌荣说：“我们拿包干制的人生活水平很低，谁富呢？有孩子的富。为什么？因为孩子有供应，营养费、保姆费，两个孩子，公家出钱给你雇一个保姆，孩子的营养费花不了。……后来，我得了肺病，王景山让我吃每月15元伙食标准的中灶（又据当时的管理员张凤翔说：小灶20元、中灶18元、大灶12元），我再给母亲钱，就什么钱也没有了。我们从来不做衣服。但日常生活用品、学习用品都发，包括手纸。后来人事科干部王孔文劝我改成薪金制。我们没孩子，如果改薪金制就有上百元钱了。我想，坏了，让我领薪金，就是对我实行雇佣了，我就不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员了，所以就哇哇地大哭起来，坚决不干。到了1955年一律改成薪金制时，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李昌荣，我们都改了，你一人革命吧。”

其实，包干制也是一种半供给制。给的钱仅够吃饭，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以实物发给，严格按照级别分配的物质生活待遇有保障，但可惜零花钱很少。遇到精神生活（买书籍文物、看戏剧演出、文化人雅集）的需求，就感到囊中羞涩，难免满腹牢骚了。

1950年2月，政务院通知，各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尽可能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月薪标准为240斤小米，研究院毕业生月薪不超过300斤小米，见习期半年到1年，期满后适当调整工资。

文化人的困扰——阿英为例

阿英（即钱杏邨）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抗战时期到了新四军老根据地。他是从华东解放区回到大城市的。1949年初他从大连来到天津，此后往返于平津之间。从1949年4月到9月，他留下了《文代会日记》，是珍贵的史料。

阿英是从解放区来的文化人干部典型。虽然享受了供给制待遇，物质生活包干、衣食住行无后顾之忧。但是此外没有多少现金收入，日常津贴费有限，口袋里缺少人民币。为购买书籍文物，特别是心爱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