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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还事物处2万元，一氓兄5000元。”……

阿英所借的人民币（旧币），大多数用来购买文物、书籍。从4月到6月，他主要向大连的光华书局借用1300万元东北币，合老人民币6万5千元；这是为购置和运送古董文物专用的。到天津后，陆续向公家及友人借了老人民币19万元。最有趣的是，6月14日他刚向李克农还了1万元，转眼26日反过来又向李克农借了10万元。当时北京物价：皮鞋一双750元，毛巾牙刷490元，牙膏180元，苹果每斤400元，梨每斤360元。由此计算，当时老人民币50元约合今（1998年）1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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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和薪给制的矛盾

夏衍晚年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讲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和“薪给制”（工资制）双轨并存造成的矛盾，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带有喜剧性，大概是六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时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　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　、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

解放初期，干部待遇还是供给制。这是从老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沿袭下来的，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这也是别无他法可行的制度。可是，这就和接管政策中的原技术、艺术人员全部“包下来”对他们实行“保留工资”的“薪给制”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留用人员”的薪给制和党政干部的供给制之间，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

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的金元券折合老区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都在200…500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期还是供给制，后来改为包干制，也还是“低薪制”，货币收入　（现金）　要比老专家、名演员的低。夏衍在回忆中分析道：

这样，党政干部和业务（技术、学术等）人员之间，就有了各自的看法。举个例，有一次陈老总请刘伯承同志在他家里吃饭，潘汉年和我都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大将军都在愁穷。陈毅同志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帅则说他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同志风趣地对我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的父亲是　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和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面，拿“保留工资”（薪给制）的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说你们　（党政干部）　住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呢，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在欢庆解放的热潮中，大家都自觉地服从政策，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工农干部（供给制待遇）和知识分子（薪给制待遇）之间的疙瘩，或者说是矛盾，我认为是和解放初期的这两种制度的并存，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第610…612页，三联书店1985年第1版）

直到1958年“大跃进”　在农村、乡镇大搞人民公社，一度又推行吃食堂大锅饭的“供给制”。极左派提出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认为“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薪给制”（完全工资制）是一种“倒退”，是向资产阶级的让步。因而一度主张废除“按劳分配”的薪给制（工资制）、恢复所谓“按需分配”的供给制。

关于“供给制还是薪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