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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化人大多是党的文职干部。他们身上多带着文化人的味道、嗜好，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喜欢逛书摊，也常常下馆子、喝酒、闲谈、访友。而那些未曾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文艺工作者，如艾青、凌子风、张仃、田间、欧阳山、孔厥、袁静等等，他们身上那种文化人习气保留得更多。他们大多是“中灶”待遇，伙食一般，津贴费很少，逛街时鲜明地感到缺钱化，所以经常表示不满意、闹情绪、发牢骚、说“怪话”。如艾青、孔厥等干部，因为这样犯了“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又经常挨批评。

小、中灶待遇标准的划分

从1949年到1952年2月基本上沿袭战争时期供给制办法。主要特点是：供给标准较低，大体平均，略有差别。除保障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需要外，还供给一部分家属的生活待遇。供给项目和供给标准以及享受灶别的条件全国不统一。

政务院在1950年6月颁发的《关于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小、中灶伙食待遇标准的规定》中按照职务和资历（参加革命的年限）作了如下划分——

享受小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的高级干部、委员等；

（2）　厅、司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0年以上者。所谓“参加革命工作”就　是指入党、入伍的资历。

（3）　正副处长及其他同级人员中，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者。也就是抗日战争以前入党、入红军的干部。

（4）　参加革命机要工作连续期满15年以上者。

享受中灶待遇者

（1）　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正副科长级、地方机关正副县长级，参加革命工作期满8年以上者。

（2）　一般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期满12年以上的，及期满15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安心工作者。也就是主要按照党龄、军龄计算。

（3）　会计、审计、医生、司药、护士、机要、报务、文书、印写、档案、演员、研究员、编译、记者等人员能掌握业务，安心工作，从事该项工作连续期满8年以上者。

凡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的享受供给制待遇的民主人士及专门技术人员，按职务评定灶别不计年限；但中央机关须经部长以上、地方机关须经省主席以上首长批准。

供给制的变通——包干制

1950年，干部们的供给制大部分变通为“包干制”。就是由各单位（国家机关）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者自行处理。主要在伙食方面，自己向食堂购买“饭票”等。至于服装（干部服）还是由组织上按级别发放；住房，还是由各单位按级别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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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制生活的回忆

（一）何其芳

何其芳是老牌的延安文化人，是领导干部。平津解放后，何其芳到了北平，在马列主义学院任教师，后又担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解放初期，他作为一个供给制干部，级别不低，享受吃小灶的待遇、生活水平较好，政治地位较高；但津贴费零花钱不够用，他的手头还是缺乏人民币的。他1951年3月26日写给沙汀的信中说：“我在整风后写的小册子过几天就寄给你。因为现在身边邮寄的钱都没有了。我们仍是供给制，发了津贴仍常常很快就化光。不过住在城外，进城的时候非常少。身边经常没有钱，也多少感到不方便。”

（二）　符家钦

1919年生于四川合江，1943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他在晚年回忆说：

我从1950年5月应政务院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前身）副局长刘尊棋电召，从重庆来到北京，参加对外报道工作。

当时大家过着供给制生活，我按小灶待遇，工作条件很好。但每月津贴费不过小米480斤，合后来的“新人民币”48元钱，平时不够花销。

（三）　吴文　（女）

1916年生于江苏江阴，1935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1938年2月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北京任司法工作。她晚年回忆说：

1948年冬，当时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央社会部抽调组织干部进京，接管国民党北平政权。我毅然辞别病中的丈夫和在幼儿园的儿子，登上征途……满怀豪情，星夜兼程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