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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起，由于周作人上书中央诉说生活困难，经济拮据，每月增加到400元，同一时期则只给钱稻孙每月150　元。1964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自9月以后，周作人稿酬由每月400元减为200元。

顾颉刚

再说另一个代表人物顾颉刚。

1952年，在中央筹办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及各地知识分子的安置情况，上海市长陈毅讲到文史专家顾颉刚教授，说他在上海经济困难，不大顺心；随即毛泽东便提起“大禹是一条虫”之事。原来当抗战之初的1938年，毛泽东曾将一册《论持久战》寄赠顾颉刚教授。也许是由于毛泽东对历史情有独钟，故而知道有一位“考辨古史的顾颉刚”；也许是由于顾颉刚教授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进行抗日活动，才收到了毛泽东的赠书。在1952年的会上，正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于是有了邀请顾颉刚教授到北京工作的提议。

对于顾颉刚教授来说，经过1952年在商界参加的五反运动以及在学界参加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唯一的触动是使他认识了自己所应处的阶级。顾颉刚教授在大学教书已超过30年，因此那时在学界加入了教育工会，他很高兴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然而想到自己仍是书局总经理，还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这就形成脚踩两条船的局面，弄不好将会掉进水里。况且他名为“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应算“资方”，但实际不当权，只任编辑部的工作，又应算“劳方”；当时主持运动者合“资（ZI）劳（LAO）”两字为一字——　“ZAO”读音“糟”，称顾颉刚教授为“糟方”。他急于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便想离开文史出版界。

1953年秋，中国科学院院部在北京开会，议决邀请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顾颉刚得到通知时，当即应承下来，因为这不仅与他离开商界的愿望相符，也与他多年的治学愿望相符；那时夏衍曾对顾颉刚说：“北京有好些人希望你去，说你这样的年纪，也不必学习（案：指参加政治学习）了。”　这句话打动了顾颉刚的心，给了他高度的安慰，他说：“我以为到了北京之后，就可以照我预定的计划读书写作，不再参予社会活动，趁我精力还够的时候干了十余年，还可以做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不辜负我一世的心愿。”于是在12月初，顾颉刚藉赴京联系出版业务之便　，与中国科学院尹达、刘大年会晤，接受了科学院的邀请。当时，尹达、刘大年两人问起顾颉刚在上海的收入情况，顾颉刚告曰：文管会和书店加起来有旧币500万元　（即新人民币500元　）。不知为何，以后就误传为要求到京后工资为500万元，仿佛顾颉刚在勒索高价。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　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此事传到上海，顾颉刚觉得传言歪曲了自己的意思，就在1954年6月趁夫人到北京看宿舍之机，要她面向尹达致意，说工资绝对按照科学院规定，决不搞特殊化。尹达答应了，定顾颉刚的工资为218　元，这是当时的最高薪给。（1956年工资改革，调整到345元。）

顾颉刚当时考虑，在京在沪各有利弊。1954年8月在致友人信中说：“在京可专心治学，但收入不够养家，必须编书卖稿方得补足。在沪生活可以敷衍，但各处奔跑，不能安心写作。此身已老，无法使一生工作得一结束。两处权其轻重，宁取前者。此一年来考虑之结果也。”顾颉刚怀着可以“专心治学”的期望，于1954年8月22日抵达北京，就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该所于此年正式成立，所长由院长郭沫若兼任，副所长是尹达。

初到北京，一切未上轨道。单是整理书籍上架，顾颉刚就忙了两个多月，尚未来得及分类。他一生爱好书籍，节衣缩食地购买，所积太多，此次搬家，上海苏州两地藏书共装225箱，约9万册；科学院特为顾颉刚包了两节火车，全部运到北京，又将顾颉刚寓所安排在干面胡同中国科学院宿舍，即清朝大学士李鸿藻府邸之正房，以便顾颉刚存放书籍。这所前廊后厦的高大屋宇凡200平方米，面积实在不小，四墙从地面至天花板排满了书箱，室中多置书柜，顾颉刚如在书城中生活。

顾颉刚非常感谢政府对自己的照顾，只是他的藏书仍不能全部容纳，后来不得已将大部头之书售出，如汲古阁《十七史》、湖北局《百子全书》、商务印书馆之影印《四库全书孤本初集》，都卖与中国书店。顾颉刚说：“其中最可惜者为广州徐绍桑���碇�阊攀榫炙�淌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