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页)

，作家协会偏偏组织会员到东北和别的地方去体验生活，似乎上海没有什么可以写。作协本身就没有考虑到上海这一个城市的特点。靳以也认为如此。

出版部门又缺又滥

巴金说，出版部门问题很多，没有很好领导，又缺又滥。初中语文课本里有文言的教材，教师备课感到困难，要找教学参考书，书店里就没有。有的书一印十几万册，积压在仓库里。该出的书出得很少，去年大规模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号召大家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可是鲁迅全集只印了二万册，叫了半天“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但读者要买书却买不到。巴金建议要有计划地出好书。

他还说，书籍初版时可以少印一点，经过群众考验，再版时就可多一点。以前出版社私营时期出版、印刷、发行都有配合，如果再有数万存书，出版社就只好关门，现在不要紧，积压多了，卖不出去，可以向银行贷款，他严厉批评这种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

只此一家不能竞赛

巴金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本来有几家，现在只有一家，这种局面，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就很困难。繁荣创作要多出书，作协希望多出书，可是现在出版社的做法是“可出、可不出者，不出”。如果有两、三家出版社，对一部作品这家不出那家可出；现在独此一家，一旦决定不出，则难见天日。同时，对书籍内容的估价，作家和出版社就不同。加拿大一位作家写了一本《白求恩大夫》，民主德国早已翻译，平明出版社出过两版，后来新文艺出版社不接受，说是书中有宣传“个人崇拜”之处，没有写群众。我看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巴金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写的《谈契诃夫》，自平明出版社转到新文艺出版社，竟被误作是译著，出版处的书面材料中说，“译者情况尚未了解，出版不出版未定”。这个关门造表的材料是“新文艺”给出版处的，也不研究一下。这说明了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

稿费标准不合理

傅雷说，现在出版局认为稿费太高。所以傅雷着重谈到了出版中的稿费问题，他说，这是出版业与作家的一个尖锐矛盾。解放前，是销一本书，扣一份版税。最近是：根据固定印数拿钱。10万字一本书一版定额为一万册，每千字10元，印一版，版税是1000元。拿了1000元后，要出到一万零一册时，再有钱。一般创作，一年可二、三版，古典文学名著销一万册要三、五年。再版无期，这种定额数是不合理的。

稿费标准也不能一般而定。编写一本通俗读物和化一二十年功夫才能完成的巨作的书，稿酬不能相差太近。作家再生产的过程是漫长的，不可能一本接一本的写，有时候，一二十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时候要稿费维持生活。同时，作家自己要有一定的特殊参考资料。所以现在稿费递减率要改变，创作稿费到七版时稿酬打八折，翻译第三版时打七折，这对化费过多劳动的人是不公平的。他特别提到，剧本创作报酬太不合理。一般人认为剧本的字数很少，不排满，浪费篇幅；但这要从作品内容看。剧本上演税也少得可怜。灌唱片的稿酬更少。

傅雷指出，这个问题已讲了好几次，现在还没定论，他请中央快一些决定，好使作家安心，特别是今年实行职业化的时候。

出版效率不高

靳以批评出版效率不高。他说，准备出版的《收获》是双月刊，60天才出一期，但排印和出版一期却要72天，当年韬奋的生活书店两三天就印出来了。出版机构庞大，制度繁琐。独家经营也是个原因。听说有个出版社，校对员一天只校对七千字。巴金同志提得好：有人回家多看了几张校样，评为先进工作者，真是矮子中挑长子。靳以还指出了一些不合理情况，例如《佛子岭曙光》再版2000册，只得到60元稿费。

罗稷南说，出版社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只是几个编辑。他们权太集中，责任太重，不好。希望多有几家出版社，不要一家独断，一花独放。出版书，品种要多些，纸张困难，印数可少一些，不要特别捧一种，不要以个人趣味来决定，应该倾听群众意见。他提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有长远历史，不能一笔抹杀。以前它们出的古典文学、辞典、工具书和科技书绝版了，现在买不到。出版界一切像是另起炉灶、重新做起，这种做法不好。不能割断历史，抹杀前人的劳动。（摘录上海报刊资料）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稿酬一降再降（1958…1966年）（1）

但是，上述巴金等作家的意见，丝毫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