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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的劳教农场（1）

《劳动教养条例》开始实行的头一两年，并没有“教养期”这一说；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改造好了”这句话好说而不好解释，标准更难确定。被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们，多数是北京市各院校的青年师生。他们抱着“认真改造”之心，真的打算：在劳改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清河劳教农场

清河农场，在京山铁路茶淀车站附近，是闻名于世的劳教农场。

它虽然地处河北省宁河县，但却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所有人员都是北京市户口，一律使用北京市票证。这叫“飞地”。北京市劳改处拥有的飞地，除了清河以外，远在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西北的青海，还有很多。

1958年在清河农场“西荒地”，由教养分子一口气建设起来的581、582、583、584、585（以年代编号）共五个分场，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土方大会战”的盛大场面。这些知识分子白面书生决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窝囊废，而个个都是体力劳动的能手。“大战七里海”的时候，教养分子们（许多人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扁担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每人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最高劳动量能做四五十方！汗流浃背、埋头苦干、特别能吃，一天要吃五顿饭。

一年两年过后，清河农场只见人进来，不见人出去。许多教养分子刚进来的时候，“锻炼改造”之心强烈，劳动起来不要命，一心只希望表现良好，争取早日出去，重新工作。但是三年四年又过去，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解除教养的希望却越来越小。于是产生了逆反心理：反正干得再好也出不去，还不如不干。结果是“老号”们闹情绪，新进的教养分子一听居然有人教养了四、五年还出不去，也失去了“改造好”的信心。

50年代的劳教所，真是人间地狱。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二三十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监狱里的正式囚犯！

起初在劳改队里，吃饭一向是不定量的；1959年开始，劳改队实行粮食定量，接着又搞什么“代食品”，开始是“瓜菜代”，后来是“野菜代”，一天吃不到几两粮食，各中队天天死人，还不许说是饿死的。出既出不去，吃又吃不饱，于是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开始磨洋工、泡病号，宁可到死气沉沉的病号队去饿死，也不愿意出工干活儿累死。

终于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

形势的发展，逼迫当局不得不另出高招：终于在1961年5月24日在各教养单位开会宣布了每个人的“教养期”。最短的教养期是半年，当然这不过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并没有或极少有人会得到这样的恩惠，而最长的教养期，则为三年。

但是这种教养期不像判刑那样从逮捕的那一天算起，而是不管已经教养了多久，一律从1961年5月24日算起。

教养期一宣布，人们哗然，大喊“不合理”。特别是1957年年底第一批进来的人，都已经教养了三四年了，又要从头算起，讲理不讲理啊？　但是身在囹圄，有理没理，只能听人家说，你要是反对，立刻送进“小号”即禁闭室，去喝那每顿一两二钱五（原规定十六两老秤二两）的棒子面稀粥，离鬼门关更近了，谁敢哪？

“潜伏爪牙忍受”，定期一年半、两年的陆续“解教”，最后定期两年半的人也在1963年11月24日把行李搬到了就业队去。七中队教养大院剩下72个定期三年的“老号”戏称为“孔夫子门生七十二贤”。

1964年5月24日，三年到期的那天，突然宣布要开展“拔白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调来36名未获“解教”的右派分子，叫他们相互揭发、展开批斗。

即便是最长的教养期，到1964年5月24日，也算是个“尽头”。糟糕的是，天有不测风云，“拔白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