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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来了。1969年林彪下了“第一号战备疏散令”，把劳教农场的大批“二劳改”集中到山西去。由于说不清的原因，他们中间许多知识分子，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底才得到解放、改正，终于创造了教养14年、改造22年的空前绝后的记录。这里必须说明，“摘帽”、“平反”和“改正”是三个不同的概念。60年代所谓“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属“三等公民敌我人内处”待遇；后来的“平反”是从前有“反骨”后来削平了不敢再“反”了，但历史记着这笔老帐，属“二等公民犯有前科”待遇；1979年的“改正”则原来是正确的完全搞错了，彻底把颠倒的是非放正过来。

为数不少的右派知识分子在荣获“改正”之前就归天了，有病死的、累死的、饿死的、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的、还有自杀身亡的。如清华大学右派陆浩清精神分裂、死于疯人院；北京大学右派郑光地在1963年“强制就业”后不久，于1964年10月1日在北京北海玉带桥效法屈原投水自沉。此后那古色古香的一米高的白玉石桥栏杆被拆掉，换上比人高的护栏，以防止再有诗人重蹈覆辙。

解教摘帽、强制就业

1962年10月，清河农场所有未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统统集中，到大兴县团河农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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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的劳教农场（2）

在此之前几个月，已经有一批从东北兴凯湖、北城子和北京劳改局管辖的其他农场（也都是飞地）调来的右派分子，共约400人（一说320人），编为“二大队七中队”，分作4个小队。

从各地押送来的右派分子们，经过灾害饥荒时期，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几乎脱了人形。有的是用担架抬下车的，如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右派谭天荣；有患严重肺病的，如杜高；有的是送进太平间就要火葬而又活过来的，如吴弘达。从前这里叫“三余庄”，生活条件稍强些，有人戏说：“这里是全国文化程度最高的农业单位”。

集中来的“右派分子”开头都以为当局要网开一面，会在某一天宣布摘除大家的帽子，并分配适当的工作。这些“右派分子”们经过“反右批判”，有许多人确实从思想上承认了错误，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们保证：如果当局这时把他们放出去，一定都会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成为最听话的干部。

但是“中央政策要宽大”的传言，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而烟消云散了。新的小道消息说：打算给右派摘帽的主意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的，但不合时宜；特别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刘主席提出给右派分子摘帽，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但被毛主席否定了，刘主席还因此受到了批评云云。

提前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大家又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好在短则半年，长则两年，到1964年5月24日之前，就要统统解教了。

解除教养最早的是从维熙（原《北京日报》郊区版记者，写过一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落实政策后写了不少以劳改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热情歌颂劳改政策的英明伟大，被奉为“大墙文学之父”，并荣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李乃忱（老戏剧家，原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副经理兼后台主任）等五个“表现得最好”或问题本不大的右派。从维熙靠拢政府，劳动积极，又担任小队长，表现最突出，所以能光荣获得第一批“解教摘帽”的特殊恩遇。

但是“解除教养执行通知书”上却写明“解教摘帽、强制就业”八个大字。这时已有“新政策”下达：解除教养的右派，既不许重返原单位工作，也不准回家自谋生路，而是必须“强制留场就业”。户口落在农场当“合同工”，每月工资27元，最多加上几块钱补贴。

“就业”当然是大好事，但前面一加上“强制”二字，滋味儿可不怎么样了。下班后外出要请假，没有人身自由；信件要主动送检，没有言论自由；离真正的“公民”还远着呢。当时对“劳改罪犯、教养分子和强制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都还是专政对象。

从维熙因为妻子张沪在清河农场教养女队，所以他在“强制就业”一中队种了一段时间葡萄以后，就主动申请到清河农场与爱妻张沪“团聚”去了。两人工资合计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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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右派分子

冯雪峰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