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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处，工资由11级降到18级，每月有80元工资。交50元给家里，自己留30元在师范学院吃饭。李茵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傍晚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以工分券买些洗澡用的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衣裤。孩子们的鞋袜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李茵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周末也没有休息。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肿起来了，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实在买不起。1969年又被送往五七干校（原福田劳改农场）。1975年李茵退休，每月退休费按原工资60　％　只有24元6角。女儿顶替到食堂烧锅炉，月工资29元5角。生活苦不堪言。

1982年邓钧洪、李茵全家才算“落实政策”，恢复待遇。

（五）柏原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柏原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全家人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柏原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张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了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当时柏原35岁，正当壮年。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就被警告：到这里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认罪……批斗。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

（六）袁家式

1958年秋，最后宣判袁家式摘掉帽子，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4级，又下放劳动。工作组在大会上告诫：“帽子时刻抓在我们手上，不老实，随时可以再戴”。1958年至1960年，袁家式和张雨林、严伯嘉一道，在衡山修水库，“低着脑袋做人”。1960年到省文化局。1964年调省文化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馆里第一批抓的黑鬼就有“这个老右派”，前后被专政三年。

1969年10月得到“解放”，旋即去绥宁农村劳动三年，又转到五七干校审查半年，直到1972年分往洞口一中，教了一年化学、五年语文。

（七）李均

李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系列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被开除党籍，撤消现有职务，调任待遇较低的工作，由行政16级降为21级，月工资55元。随后又被发配到偏僻的南县农村，进行无限期的“劳动改造”。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非常困苦。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米饭，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脚上生疮、步履艰难，仍得一瘸一瘸地去劳动。那时农村生产队没有电话，大队中队开会，均由五类分子通知。劳累一天之后，晚上还得摸黑去送通知。眼力不好，几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里。公社定期集训五类分子，大队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每次必须去，每次均得老老实实认罪。妻子也受到株连，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殴打、辱骂，并从学校下放到县药场监督劳动。她痛不欲生，几度欲寻短见，以死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