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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敢同情他，敢接近他？那时已有六个孩子。大女儿刚考进中南美术学院附中（后改为广州美院附中），二女儿刚进初中，老六还只三岁。

饶珍的工资每月50元，平均每人只有7元，怎么活下去？幸而谌良和妹夫王蔚深很仗义，当时就承诺把老大的费用包下来。不过半年，又把老二接过去。结果老大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老二在湖南农学院毕业，都是他俩负担。这样做，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文革”初期，王蔚深担任长沙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是“走资派”，罪名之一就是抚养谌震的两个女儿。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大人有罪，儿女没有罪。我有责任使他们受教育，我是为国家分担困难，培育人才。”

1958年3月25日谌震被捕，半年后判刑13年。当时妻子一大早带着五个孩子搭汽车到故乡长沙县福临铺老家，姐姐是贫下中农，姐夫是党员干部。下放不久便遇着公社化，一时间仿佛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许多旧房子拆了，用陈壁土肥田；许多铁器都砸了，大炼钢铁；许多锅盆碗筷也都充公了，要办公共食堂。带下乡准备养殖的安哥拉兔和来享鸡当然也归了公社。饶珍分配到幼儿园工作。在大办水利的时候，也曾和姐姐一起，带着十二岁的二女儿参加修河。到1959年苦日子来了，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困难，副食品也缺乏，大人孩子都经常不饱，饿肚子。那是一场浩劫，全国非正常死亡达数千万人。

1958年新湖南报社处理右派时，谌震受的处分最重，判刑13年，送第一监狱印刷车间改造。1971年满刑，留厂就业。1976年作为“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分配到望城县一家工厂。这些年都是二级工待遇，月工资32元。妻子的工资一直是50元，在农村供销社要算高工资了。1966年大女儿大学毕业，每月寄15元回家。勉强维持生计。罗斯福当年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那些年代，最困苦的就是无从免于恐惧。谌家三个下放农村的儿女，得到点安置费和建房补贴，自己再凑合一点，在农村建了几间瓦房。生活勉强过得去，但无日无夜不处在忧患中。

（三）李长恭

他是山东莱阳人，有兄弟在江西赣南工作，1948年他也到了赣南，南昌解放后，他考入南昌新闻干部学校；1950年调入《赣南日报》社，后又调到江西《钨矿工人报》社，1954年调来《新湖南报》社，分配在工业组。当时不过24岁，尚未结婚。与人交往不亢不卑，重然诺，急公好义，很有一点山东大汉的江湖义气。李长恭被送到“劳动教养”的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干体力活。因该厂要办一张油印小报《新生快报》，便把他留下，后任技术组副组长；却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分子判了刑。

1960年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有一天技术组加班到深夜，肚子都很饿，想把次日早餐换成当晚夜餐提前吃。厨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等人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夜餐没有吃到也就罢了，哪知这事务长向厂里汇报，称他们聚众闹事。厂里不分青红皂白，第二天立即组织全体劳教人员讨论这件事的性质，众口一词说是“反改造行为”。过了两天，厂里突然宣布：这是一起利用粮食困难的“反革命暴乱”，罪上加罪。为首的技术组组长彭一农被判处15年徒刑，副组长李长恭被判处12年徒刑。押解到望城县坪塘“新生”水泥厂劳改服刑。

1967年秋天，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跳崖自杀。

（四）邓钧洪、李茵夫妇

1958年4月，领导宣布对邓钧洪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到师范学院图书馆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还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拉过来的，不一定划右派。但是由于你的态度恶劣，死不承认你的罪恶，所以划了你的右派，还加重处分，就是监督劳动。”人事科长又通知邓的妻子李茵去宣布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5月初，李茵被下放到衡山县大浦农村劳改。1959年秋天李茵第一批摘帽，但不给安排就业。1961年9月恢复工作，每月34元5角。报社分给一间房子，在经武路281号。这是报社大院外面的一个小院，夹在贫民区当中，报社一些“有问题的人”都住在这里。一间房子里开了三个床，李茵带着五个孩子住着。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余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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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3）

邓钧洪直到1961年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