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页)

个人做几个人的事，而且尽力把工作做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优质高效的成绩来。1979年1月23日，中共湖南日报社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改正阮甫堂同志被错划右派的决定》。《决定》宣布：“阮甫堂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7级，从1978年10月1日起按行政17级工资发给（每月91元）。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龄从1957年4月算起。在错划右派期间，应连续计算工龄。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5）

（十）刘皓宇

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刘皓宇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18级（月工资85元）降到23级，月工资45元。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

从这天起，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了。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分子，下放南县农村劳动改造。在南县农村戴着右派帽子作过田，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经过劳动的磨练由户不能挑到能挑150斤重担；还当过给公共食堂绘宣传画的画匠师傅，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商标，参加过五类分子集训。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当成外流犯关过牢，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到了。有一次开渠道时，险些被铁锹削掉脑袋，送了命。后来转到湘阴劳动，到1961年，终于在湘阴省直属机关农场摘掉了这顶压在头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到1970年又不得不做了五个月卖餐票的工作。1977年才回到阔别15年的长沙，分配在长沙市十五中教书。刘皓宇打成右派时不到26岁，因为自己是右派份子，别人畏而远之，他也有自知之明，以致拖到40岁才结婚，22年中的工资一直每月45元，还要拿一半供养年老的父母；结婚后因生活贫困，拖到46岁方生一男孩。刘皓宇领独生子证书时，人们都投以惊奇的目光。

1979年4月，才得到一纸通知：错划右派终于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原有职务和18级工资每月85元，由鬼又变成了人。工龄中有一半时间被浪费了。47岁的刘皓宇被调到了湖南科技出版社担任编辑和室副主任。

（十一）傅白芦

生于1923年，原系中###员，为新湖南报编委会委员、秘书长，工资13级。1958年6月，被作为报社党内右派集团的重要委员，受到第1类的严重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自谋生计。初被押送劳动教养，后因爱人已先下放岳阳，留在长沙的两位年过六十的老父母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无法安置，而改为自谋生计。1962年3月，经省委批准，接掉右派帽子在长沙市北区房地产修建组工作，月工资50元，无级别。不管在怎样痛苦、绝望、悲观、困难的情况下，还在劳动，像往昔一样严格要求自己。

（十二）杨德嘉

1958年春天，杨德嘉担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25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行政级别16级却未动，月工资106元。时隔半年，正在衡山县岭茶乡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但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16级降为19级。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杨德嘉的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右派分子”才过了半年就摘掉帽子，又还留在党内，据说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说：“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哟！”

（十三）张少锋

张少锋生前是新湖南报资料室负责人，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基于自己的职责，将外报整风鸣放的报道剪贴公布在评报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