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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盖搬到猪栏旁，日夜守护，防止母猪翻身时压死崽猪。如此积极劳动，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好表现，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万万没有想到，不仅没有摘帽，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某些人为了表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伪证逼供信。污蔑蓝岗“形成三十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情节极其恶劣。”　经再三抗辩，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五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时，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给我判刑，只是笼统地说：“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依法判处蓝岗为有期五年，强制劳动改造。”这说明当时判刑，“依法”也有相当的随意性。判刑后，被押解劳改农场——岳阳县城陵矶建新农场。正是过“苦日子”时期，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与一些土匪、强盗、强奸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在很难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每天要围进高墙，在看守员的枪杆子押解下，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身心饱受创伤与痛苦。

在过“苦日子”时期，劳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八两米“双蒸饭”，以后不得不改吃红薯、蚕豆和菜叶、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熬不过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蓝岗也因肺病复发，咯血不止，晕死过去，被送到了“落气亭”。其实这是“休克”，没有死成。蓝岗先在果木组搞果木修剪，后到畜牧组放牛。

到1965年底，刑满释放，拒绝留场就业，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幸好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只接受街道“21种人”的管制。开批斗会时，只要陪斗，没有挂牌子游街。全家老少8口人的生活，全靠爱人在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每月63元5角的低工资收入维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蓝岗经长沙市北区劳动服务站的介绍，到新河为长沙机制砖瓦厂挑土，做“土伏子”；或是到建筑公司当泥木小工，或是拖板车。还在长沙火车北站做过临时押运工，押运生猪到广州或福建龙岩销售；合起来每月挣不到50元，家里除了四个未成年子女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婶妈和一个患精神病并断了左腿的堂妹。后来堂妹进了精神病院，婶妈就到医学院帮人家做保姆。

到1966年年底，妻子下放到湘西大山区桑植县人潮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我和四个未成年孩子，放弃长沙市户口，陪同前往。并在这个公社的塔坪大队邓家台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高山区坚持天天出工，背篓不离身，和社员们一起，搞原始的“刀耕火种”，或是搞“农业学大寨”，开山、填田、搬岩石，在石头缝中种包谷……，劳动十分艰辛。每天工分收入按全劳动力10分底分一天的工分值为3角钱计算，蓝岗这个半劳动力，每天只有1角5分钱收入。到年底分红，只得到几十元的现金，再分点包谷、红薯、土豆等杂粮，无法解决全家5人的温饱。

虽然生活极其贫困，但精神痛快些了。因为“生产队”农民没有歧视蓝岗，不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还尊称他“蓝伯”。有一次砍柴时，他不慎跌人悬崖下的一棵大树上，全队人奋力搭救，把他救上来。蓝岗不习惯背背篓，总有人为他分劳减轻负担。蓝岗买了理发工具，义务为农民剪头发，或是备有信纸、信封，代写书信。彼此互相关照，感到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68年，出人意外地被宣布为“管制分子”，还通知蓝岗自带包谷到人潮溪公社武装部参加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集训，为期半月，作为阶级敌人；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案后，才回到长沙原单位。

（九）阮甫堂

阮甫堂受到仅次于劳动教养的严重处分，撤销记者站负责记者的职务，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原行政17级（月工资91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往农村监督劳动，每月仅给15元生活费。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刚入党两年还来不及如期转正便丢掉了党籍，刚提职一年多便失去了继续提高和进取的机会，刚到而立之年便虚度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而没有干成一番事业，刚结婚不久便无可奈何地被近同意离婚……

下决心在繁重、艰苦的几年劳动中好好磨练自己，经受住在艰苦日子中经常挨饿、劳累和生病（水肿、干瘦等）的严酷考验。1961年摘帽以后，拼命工作，曾在1963年一年中干过30个通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