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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芳和岳母带着五个孩子，四男一女，被迫从机关大楼的宿舍迁居到陋巷大杂院——振兴巷6号。在繁华的北京闹市区，这条窄巷，三人并肩就无法通过。从1958年到1979年，一家老少八口人，就一直挤住在这里的狭小平房中。

钟惦棐每月生活费26元，每个孩子补贴10元，加上张子芳每月工资，共收入100多元，要养活八口之家，物质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长年靠棒子面粥、窝窝头养活，不买论斤称的新鲜蔬菜，而买最便宜货：论捆的烂菜叶子、论堆的烂西红柿。孩子们放学回家，马上脱下布鞋换木屐，以节约鞋子。1960—1962年三年灾害饥荒时期，张子芳工作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偶尔从外地弄到一批鸡，配给供应，每只6元（黑市价10元到15元），每个职工限购一只。张子芳盘算来盘算去，硬是拿不出这6块钱来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个老弱的母亲。“一毛钱攥出汗水，也舍不得花”。（引自罗艺军《敲电影锣鼓的人》，原载《电影创作》1993年第5期）

受尽了唐山柏各庄农场的4　年监督劳动煎熬，钟惦棐由于“劳改表现好”，终于被调回北京，贬谪在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工作。1963年，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派”，行政降4级，降为15级，每月工资124元。

钟惦棐还没有缓过气来，1966年“文革”的锣鼓敲响了。作为“摘帽右派”，他这个反面教员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当然对象”。于是，他又被关进“牛棚”，每月生活费仅15元；然后被赶到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才使钟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钟惦棐苦笑道：“我的党龄现在被确定为40年，居然有一半多时间不在党内。”钟惦棐又开始忙于电影评论工作，他被推选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写下百万言电影理论著作，他说：“人活一天，倘学无长进，则愧对人生。”

1987年3月，钟惦棐患肝病和肾癌，不幸病逝。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次子阿城以小说《棋王》震动中国文坛，进入作家行列。

上海陈忠兴

陈忠兴（生于1926年）是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的技术人员，由于“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比成孙悟空”而受批判。1958年7月被调到工具车间监督劳动，9月被“补课”定为右派分子。陈忠兴在1956年评为七级技工，每月工资105元4角；定为右派以后，降为三级工，每月工资57元5角。他上有双亲，下有三子一女。妻子是女工，1956年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自从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家庭重担压到了妻子肩上，妻子的头发过早地白了。

在百般无奈之中，陈忠兴把女儿给了别人抚养。

1959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时，他又被押送到上海青浦县青东农场劳动教养达两年之久。陈忠兴想不通。在极度孤独、苦闷之中，精神失常，甚至几度想自杀而未遂。

1963年4月16日，陈忠兴终于结束了“劳教”，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厂里。可是，他的工资竟被定为每月39元——据告知，他从农场来，算是新工人，而最低一级工资是每月39元！

他在一份旧报纸上看到“反右派运动”的总结报告，上面提到在工人之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他据此写信向上申诉，却被说成是“右派翻案”。

1977年，他的月工资增加5元。1978年12月，厂里开会宣布为他平反，提升为技师职称，工资恢复到每月工资105元4角。

上海的“著名右派”陈仁炳

上海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经历“七斗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58年9月至年底，上海“著名右派”48人，又被送往上海县颛桥农村“集中学习”。分为三组，陈仁炳属第一组，组长为陆诒；第二组组长为徐铸成，第三组组长为沈志远。他们住在农村，上午在田间劳动，下午写交代。12个人睡一个房间。除了右派外，还有监督人员，生怕有人自杀。陈仁炳在劳动期间患心脏病，经第四人民医院抢救未死。不久妻子离婚。1960年12月“摘帽”回学校教书。1966年文革开始，又被“监督劳动”9年，做木工，当下手；每月工资一度被减至57元7角。当时，他的房租要40元，只剩下17元7角生活费。不得已，他只好放弃原本在淮海中路的宽敞住房，迁居到普陀区两间8平方米的小屋。1972年患肺炎、心肌炎，实在干不动体力劳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