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第3/4 页)

75年，陈仁炳65岁，获准退休，从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退休金每月57元。1981年恢复教授待遇，住房、医疗均有了保障。

摘帽之后的费孝通

1987年费孝通教授接受巴博德教授采访时，谈到了反右的情况。摘录如下——

费：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甚至现在我们也不真正了解突然变化的背后是什么，虽然这个运动在一般人已经认为是一个错误，一个过失。但是从那时起我进入了一生中完全不同的一个时期。我不能说它是可怕的——没有人打我，也不要求我忍受体罚。他们只是批判我。我说，行，我愿意接受批判。严肃地说，我想要明白我错在哪里。我被解除一切原任行政职务，只保留教授职位。实际上我喜欢这个角色，在中央民族学院当一名教授简单得多。可是，我当然不能做实地调查了。然后，下一年，他们“摘掉我的帽子，”或者去掉我这个标签。

巴：那是在1959年？

费：1959年。那时我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我被给予政治地位。贬黜算是结束。现在我可以去各地访问，但仅作为有组织的团体的一员而不是个别的旅行，那不坏。许多同样被谴责为右派分子的较年轻的人却被发送到艰苦的地方，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我没有。不过这时我没有声音了，没有人会出版我的任何东西。所以我变得默默无闻了。

巴：费教授，这是在告诉你右派分子已经摘掉以后？

费：1959年他们摘掉了我的这顶右派帽子。

巴：仍然没有人出版你的著作？

费：没有人会出版我写的任何东西。理论上我是恢复了名誉，但实际上没有改变。这时我被称为“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是一个右派分子。那是阶级斗争。“摘帽右派”成为像我这样的人的特殊称号。我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被当作一类特殊的人对待。这是阶级斗争。

那时我的思想实际上停滞了。我不能写作，这使我智力停滞。我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是不是错了？　我是在保护资产阶级吗？　我错在哪里？　我不明白，但我也不认为他们是错了。麻烦就在于此。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我错在哪里？　……（转引自张冠生《青山踏遍·费孝通》第148—14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在城镇配给的粮票和各种票证（1）

1955年开始印制发行了统一的“全国通用粮票”，这一版全国粮票曾在1956年和1957年两次加印，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肆市两”（四分之一市斤，旧秤16两为1斤）“叁市斤”“伍市斤”等五种，一直用到1980年6月才作废；在1965—1966年又印制了新版的全国通用粮票，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贰市两”（五分之一市斤，新秤10两为1斤）“叁市斤”“伍市斤”等五种，一直延用到1993年。

此外，各省（市）、军队也印发了配给的正规粮票。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我国城镇一直实行“配给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粮食（粗粮和少量细粮）、半斤或几两油、半斤或一斤肉，每年几尺布等，都凭“户口供应本”分栏记录、发给票证，配给到每户人家。

形形色色的票和证，乃是50—80年代我国城镇户口（排除农民）享受物质供给权利的凭证。没有购粮证，粮店就不卖给粮食；没有购物证，几乎就丧失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资格。

票证的配给数量和种类，各有差别。大、中、小城市不同，各种职业、工种的级别不同，最末一等是农民，不办户口本、不发粮油票、国家除了偶尔对于种棉、养猪给予有限的奖励以外，几乎什么配给也没份！

户口和票证乃是城镇专有的特权。职工从本单位或企业领取工资、奖金以外，还能凭票证以“平价”购买国家规定的配给品。当然前提是基本供应得到保障、物价相对稳定；一旦供应极度匮乏或物价上涨，那么职工的实际收入就低于名义工资。

“配给制”只对市民生活中的部分必需物实行配给，方法是定量、限额、凭证、凭票。一年四季，每季度将三个月的票证，通过各“单位”和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依照户籍分发到各家市民。在“供应本”上加以记录查核。有的按户计算，有的按人头计算；单身者如学生等，由学校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