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1/4 页)

其中粮票更是可以制人死命，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正当《人民日报》《红旗》狂吹亩产麦子、稻谷几万、十几万斤，据说怕粮多了没仓库堆放，听任大家放开肚皮吃，公社里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时候，忽然“人祸天灾”席卷大地。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何满子就听见过多起；还跟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公安局拘留所里呆过。那可怜虫看上去很善良，只因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实在饿得发慌了，这才铤而走险的。如此票证悲剧当时不知有多少！

就何满子自己家里说，大女儿不小心，姐妹俩一个月的粮票被人扒窃了。老伴只得用家里的衣物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换成粮票替补。各地都有粮票和各种票证的黑市，难以指责这种黑市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谁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是哪些指点江山穷折腾的始作俑者。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萎琐。举一小例：1961年何满子回上海医病，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朋友们的孩子只要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商店里有没有不要票证的什么商品在排队出售。何满子寄居在朋友家里，心想也该为他们尽点力。一天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何满子就跟着盲目排队，好容易排了两个来钟头，轮到何满子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在城镇配给的粮票和各种票证（2）

以上说的还只是保障最低生活条件的票证。至于高一档的，如牛奶要票、自行车要票、缝纫机要票、新婚夫妇新房里置办家具要票；此后到80年代电视机要票、电冰箱要票……票可以换钱，可以送人情，可以拿好处费，可以搞贪污！这里头花样百出，司空见惯。

配给定量的波动起伏

凭票证供应的最要命的生活品是粮食，如大米、面粉、粗粮，特称为“主食”。根据年龄、性别、工作性质、地区的差别，各人的口粮定额有所不同。一般平均为每月20—30斤左右。女性比男性标准低、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口粮少。每人每月可向国家购买多少斤，保证每人可吃到的米面。经济困难时期，则强制性地减少“定量”。

20世纪后半叶直到90年代，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玉米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多于细粮（大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一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大城市每人每月半斤油、一斤肉；难得吃一顿饺子、包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因此人们（特别是孩子、学生）经常受饥饿煎熬。见面的问候总是：“吃了吗？”

上海市居民的“定量”算是最受照顾的了。一般上海人养成习惯，精打细算、节约自己核定的粮食数额。少数的还有多余，若不购米回家煮饭而愿意在饭馆吃的，也必须向饭馆付出所消耗粮食数量的符号——粮票，如吃了半斤饭，就得付给饭馆印有“五两”（80年代后改印为250克）字样的粮票（这粮票如二分之一火柴盒或一张邮票那么大小）然后再付饭钱。而在住家附近指定的粮店购米、面，不但要付人民币和粮票，还得出示定点供应的“购粮证”，做到了绝对有计划、有分工地管理和供应粮食。

从50年代初政府就对此采取了措施，而且限量配给，粮食的价格几十年没多大变动，维持在人民币1角几分1市斤（500克）。60年代初将1角钱1斤的定量配给“米价”，提高到1角2分1斤，还要将职工由此受到的损失用“米贴”来加以补偿。在发工资时责成各单位、企业一并每月发给职工。

类似的还有猪肉、食油、白糖、卷烟、黄豆制品、鸡蛋，都要票证，少量供应。本来还有纺织品，1984年间因人造纤维敞开供应而取消了“布票”。不过猪肉的配给出现了“二进宫”，虽然1985年“肉票”曾一度取消，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养猪减少，加上个体商贩争向农民购猪肉、然后抬高价格，使职工在菜场上买不到、或只能买到大肥膘肉（大家已不像经济最困难时期那样爱吃肥肉），引起市民不满，1988年又重新纳入“按人口定量供应”每人每月1市斤半（750克），比最困难时期（1斤）略有增加。

每户还有三种供应本

除票证和购粮本（粮油供应本）之外，许多城镇人家还发给三种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本：

一是工业品供应本，二是副食品供应本，第三种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