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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煤供应本。

凭“工业本”每个月可以买1缕白线，1缕黑线，6块肥皂，100克食用碱；物品最紧缺的时候，买钢精锅、保温瓶、饭盒，都得使用工业本。20世纪50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工业品成为居民向往的“三大件”，逐步都要凭票证购买；60年代还出现了工业品购物券，简称工业券，随工资发放，每10元工资发券一张。有45种日用百货列入凭票范围。

凭“副食本”，按月份供给每户人家定量的副食品，另有新年、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供应专页，及儿童（包括两周岁以下幼儿及二至七周岁儿童）、老人（指70岁以上）、孕产妇及特需供应专栏。一般是每个月可以买到1斤（500克）鸡蛋9只，白糖、豆腐、盐，每月半斤带鱼，每到春节更可以凭本供应50克木耳、还有越冬的大白菜等。

“购煤本”则是根据住户的房间数，供应煤炉子、煤球（或蜂窝煤）及劈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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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本和票证上的最高指示

文革期间，在每家每户的供应本上，正面、背面、扉页等处，都印制了“毛主席语录”。在购粮本上通常印制“毛主席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在粮票、油票上面，通常用红色印制这样一些简短的“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备战、备荒、为人民。”

“要斗私批修。”

“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

“要节约闹革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的时代特点：（一）极左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盛行：（二）物资（粮食、棉花、布匹等）极度匮乏，人民生活陷入极度贫困。

平价（官价）和议价

落实到每个市民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香烟票、工业券（限制购买自行车、缝纫机等）……以及凭户口簿购物证按家庭定量购买的某些物品，如肥皂、灯泡、火柴、棉线、芝麻酱、粉丝、豆腐、烟、酒、盐、碱……等等。偶尔逢年过节，才发放特殊补助票证、供应少量的蛋、鱼、茶叶、花生、瓜子、熟肉制品、豆制品、白糖或红糖等等，花色虽多、数量有限。它使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名义工资；票证客观上具有了补贴价值。

限量供应的“配给品”价格，全都低于自由市场即农贸市场，即　“黑市”。个体商贩为经营的价格叫“议价”，意为非政府规定价格，随行就市，按照市场机制的价值规律，自由浮动。当然商品搞得比“配给品”漂亮些，但质量也不一定比“配给品”好多少，价格却往往是“配给品”的两倍或更高。如鸡蛋，配给品是人民币几分钱一个，而个体商贩那儿，个个鸡蛋外面擦拭得挺干净，价格却高达3角、6角甚至1元钱一个。凭票配给的食油是8角一斤，到市场去买就得2元一斤。城市户口不论老少，都可向指定的国营店摊每月凭票证购一份“平价”或“官价”的供应品。

报刊文章解释说：中国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上海虽属世界大城市，但仍在不发达的行列之中，如到了市民都买4、5角钱一市斤米吃而毫不嫌贵，并且只要有钱就都能买到，那也无需限量供应，更无需这票那票自找麻烦了。

政府长期用“凭票、凭证、限额、限量”的办法供应生活必需品，原因是产品的普遍匮乏，其初衷为保障城市居民维持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如果配给品的“平价”和市场“议价”价格悬殊过大，就不利安定。票证的潜在价值，就等于两者的差价。政府明令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暗中仍有这种票证黑市，如以票换物、以票卖钱。1斤（500克）粮票的交换价值，经常为2…4角人民币，灾害时期甚至更高。

20世纪80年代国家粮店售出的大米，每斤还不到2角钱。“谷贱伤农”，如果国家也用1角几分1斤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农民感到这点钱连成本也不够，白辛苦了。于是政府既要照顾城市人口利益、又要照顾农民的收入，得化3角钱一斤向农民买进。80年代允许农民将自留多余粮食少量进入农贸市场，每市斤大米价格（议价）在4角以上。由此可见，职工每吃一斤粮食，从政府处得益2角钱以上；如果他每月